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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文论研究中阐释的有效性问题（第2页）

这里存在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许多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都属于此类。

其次，有些西方学者，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而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力求找出二者各自的特点，进而来说明某些现实问题的形成原因，其关于东方的言说也不能笼统归之于东方主义，马克斯·韦伯关于儒教与道教的研究就是如此。

最后，西方文化存在着诸多自身问题，而那些以自身文化困境为反思对象的思想家或学者，为自己的文化寻找出路，把目光投向东方，试图从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中寻求参照与启发，他们关于东方文化的言说往往充满赞誉，对之采取了接受、吸取的态度，目的是借以改造自己的文化，这类言说也不能简单名之为东方主义话语。

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郝大为、安乐哲、弗朗索瓦·朱利安等许多西方哲学家关于东方哲学的思考都属于此类。

这就是说，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确实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开启了一个重要的论域，揭示出一系列被遮蔽的问题，其理论意义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

但是即便如此，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远远不能涵盖全部西方语境中关于东方的言说。

换言之，后殖民主义理论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

，超出了其适用范围，人为地赋予其普遍有效性，就必然导致谬误。

其他各种文化理论也同样如此。

其实西方学界对那种“理论的越界”

现象也一直有所反思，许多学者对理论的那种“强制阐释”

倾向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与反思。

后殖民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赛义德就有著名的“理论旅行”

之说，涉及在不同语境中出现的“理论越界”

问题[10]。

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论文集《反对阐释》就对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主义与社会批评提出过质疑。

她强调面对艺术时的直觉与感受力，反对那种轻视“表面之物”

而去挖掘文本背后的“真实意义”

的艺术阐释。

她尖锐地指出：“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

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

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

不惟如此。

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

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

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

[11]人们通过这种阐释来“驯服”

艺术作品。

显见，在苏珊·桑塔格看来，“阐释”

的最大弊端是对艺术品本身不尊重，是一种“强制阐释”

，也就是张江教授所批评的“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

。

在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出版的第二年，即1967年，美国文论家赫施的《解释的有效性》出版了。

这部著作是针对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而发的，也是针对当时在文学批评领域居于主流地位的“文本中心主义”

倾向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