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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文论研究中阐释的有效性问题（第3页）

在赫施看来，文本有含义与意义之分，前者与作者创作意图直接相关，是不变的，后者则与解释相关，是变化的。

他说：“显见，作品对作者来说的意义（Bedeutung）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作品的含义（Sinn）却相反地根本不会变。”

[12]因此，赫施强调文学阐释活动应该对作者的意图即文本的固定含义给予充分尊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施的主张也是对那种“强制阐释”

倾向的矫正。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著名文学批评家艾柯在《过度诠释文本》一文中在“作者意图”

之外提出“文本意图”

“作品意图”

以及“标准读者”

等概念，旨在对文学阐释的范围予以限定，“试图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保持某种辩证的关系，”

[13]，也表现出对作者与文本固定含义的尊重，同样是对“强制阐释”

或曰“过度阐释”

的抵制。

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1994年出版《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对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提出尖锐批评，为之命名曰“憎恨学派”

。

他说：“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我把上述这些人都称为‘憎恨学派’的成员。”

[14]布鲁姆之所以对“憎恨学派”

持憎恨态度，是因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试图“颠覆经典”

，在布鲁姆看来，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审美价值的作品，代表了人类的崇高品质，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是不容亵渎的。

他特别强调了经典的“美学尊严”

与“美学权威”

，对那种无视作品审美特性的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批评表示强烈不满。

他要维护的依然是文学作品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同样是对形形色色的“强制阐释”

的否定。

在近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西方文论一直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其“强制阐释”

倾向也就显得格外突出，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江教授的批判也较之西方学者的反思更加深入而全面，也更加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其《强制阐释论》一文从“场外征用”

“主观预设”

“非逻辑证明”

“混乱的认识路径”

四个方面进行的剖析是细密的、说理的，因此也是极有说服力的。

尤其这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以平等对话的态度对西方文学理论给予的整体性的批判性解读，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西方文学理论与其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是一种具有很强反思性、自我批判性的话语实践，为什么会产生“强制阐释”

这样的问题呢？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追问真相的恒久冲动。

所谓“追问真相”

，我们用以指称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认为耳目感官所能及的经验世界是不可信的或者非根本性的，经验世界背后隐含着的才是真实的和根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