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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士人阶层在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第2页）

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与庄子的“逍遥”

“无待”

“坐忘”

是道家士人这两种超越意识的体现。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士人阶层尽管始终是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始终具有独立性、主体性与超越性，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表现。

先秦是士人阶层产生的时期，也是士人阶层总体特征最为突出的时期。

此时由于社会动**和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因而士无定主，无恒产，他们被称为“游士”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与服务对象。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是他们选择自由的最好说明。

先秦诸子是这一时期士人阶层的精神代表，他们几乎人人怀有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宏图大志，人人具有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品格。

他们创立的思想学说在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史上起到了基本范型的伟大作用。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高度集中的君主官僚政体使士人阶层失去了先秦士人那种选择的自由。

经学博士的设立、官学的复兴使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呈现重新合流的趋势。

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也被统治者依据政治需要而有选择地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征辟察举的选士制度及符合统治者口味的选士标准牢牢地束缚着士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主体性与超越性都大大削弱了。

士人们大都跻身仕途，由游士而变为士大夫，很难再出现像先秦诸子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了。

但是，士人阶层的整体特征并未完全失去，他们依然在可能的范围内表现自己的主体性与使命感。

例如，董仲舒“天人感应”

思想的提出一方面固然迎合了统治者为君权至上寻找哲学依据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士人阶层规范君主的潜在动机——君权实际上是至高无上的，汉代士人都是君主的臣子，不再像先秦士人那样以王者之师自居，只好抬出天来制约君权了。

另外，在《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桓谭、王充、仲长统、王符这类思想家的著作中，都不难看出士人阶层重新建构社会价值体系的愿望。

在学术上他们更有融合诸子百家的倾向，从而开出一片新的思想天地。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阶层又发生重大变化，那些累世为官的士大夫家族，通过长期聚敛，渐渐获得大量田庄僮仆，从而演化为具有某种特权的世家大族（或称士族、势族、高门等）。

这些人在政治、经济上都与一般人或士大夫有很大区别，可称为贵族化了的士人。

这批世家大族之所以还属于士人范畴，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学术及士林风尚方面仍起着领导时代潮流的作用。

东汉时期士族与宦官、外戚争权，便经常受到打击，到了汉末魏晋时期，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三国争雄、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争权以及晋皇室内部的争斗等，使许多士族出身的名士惨遭屠戮，于是在士族中便兴起清谈玄言，不涉世务之风。

士人阶层原有的干预社会的进取精神在士族名士这里大打折扣了。

他们的主体性指向纯粹的精神领域，这就促进了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导致了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又一次拉开距离。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确立，士人阶层大多经由这一途径进身于仕途。

世家大族势力屡遭打击，他们的特权渐渐失去，士族便又恢复为士大夫。

他们干预社会、建功立业的主体性也有所增加。

开科取士是统治者网罗士人的政治手段，同时也是他们统一文化学术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阶层的文化建设就必然受到种种限制，他们的主要兴趣被引到科举一途，再加上魏晋士族贵族化的精神追求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故而隋唐直至清代的士人在学术观念与审美趣味上都带上了浓厚的精神贵族味道。

宋代士人受“五代无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