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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士人阶层在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第3页）

的状况与外患侵扰的刺激，重新燃起靠学术思想重新建构社会价值观的愿望，再加上佛学的激发，于是理学大兴。

就其发生而言，理学本是士人阶层在融汇儒、道、释思想的基础上开出的乌托邦精神，但元明以后它很快为统治者所利用，被转化成一种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从学术源流上看，理学家虽然直溯思孟学派，但观其偏重心性之学的倾向，实又承接了魏晋玄学与禅宗思想的余续，而宋代士人对诗文书画的雅化追求更是魏晋以来贵族化的审美趣味的直接发展。

直到明中叶以后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左派王学）的兴起，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思潮，才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意识形态化了的理学，并且获得了某种近代特征，这便是学术与文学的世俗化倾向。

清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文化学术的控制，又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这种世俗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总体看来，古代士人阶层的文化追求始终未能直接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

劳动人民所得到的都是经过统治阶级转化过的意识形态，这是士人阶层既要干预社会，又不能放弃精神贵族地位，只将希望寄托于自身人格的自我塑造与对君主的规范上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由于不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士人的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就只能以乌托邦的形式存在，而且还不可避免地被统治者转化为愚弄人民的思想工具。

这真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莫大悲哀。

总之，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学术的承担者、传承者，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价值观是士人的文学价值观。

魏晋以后，这种文学价值观带上了明显的贵族化倾向。

先秦士人开创的各种社会理想与人格境界，在后世士人手中都被转化为某种文学的审美价值。

对先秦士人而言，审美价值即蕴含于社会理想与人格境界之中。

道家士人以使现实政治伦理价值虚无化的办法去把握形上之道，完成超越；儒家士人则以追问本心、发掘善根、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办法来达于大道，实现超越。

道家的超越是由外而内，即从对宇宙自然的玄思冥想中抽绎出某种最高价值本原，然后使个体精神与之契合为一；儒家士人则由内而外，通过对自身心灵的锤炼、发掘、存养，生发出至大至刚的价值本原，然后使之外化于自然宇宙、社会人生。

以表层看，道家追寻的是宇宙本根，不带伦理色彩；儒家追寻的是道德之源，不具本体性质。

而实际上，二者在超越的形上层次上都是物我为一的境界，都是借宇宙的无限性来契合无限扩张的主体精神。

这种超越的境界实质上是一种诗意境界，是审美价值。

先秦士人将审美价值化为人格境界与社会理想，他们深信其合理性与实现的必然性，故而竭力身体力行之。

后世士人则不然，他们对先秦士人的乌托邦精神怀着深深的怀疑，他们把这种乌托邦精神转化为文学价值，实际上是放弃了在现实中实现它的努力，而将它仅仅视为安顿心灵，获得精神愉悦、心灵自由的方式，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遵循的就是另外一种处世原则了。

故而先秦诸子多能言行一致，心口如一，后世士人却颇有文品清雅高洁而人品污浊卑下之徒了。

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维谢洛夫斯基曾说：“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

[38]这是极有见地之论。

中国文学的发生亦如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在一开始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说，并没有一种先在的、自觉的文学价值观做指导，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而已。

但当士人阶层产生以后，他们便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自觉地规定文学的价值了。

从此以后，文学发展史便成了士人阶层思想意识展现的历史。

先秦儒家士人以文学为实现社会理想和人格自我提升的工具，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

后世士人阶层的社会处境、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也就常常被士人们当作宣泄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失意、压抑、苦闷、颓唐、愤懑等消极情绪的方式，从而由外指性的社会功能转化为一种内指性的心理调节功能。

考之历代文学倾向，无不与士人的心态直接相关。

当他们干预社会的主体性有所加强时，“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之作就多起来，当他们退回内心世界，失去进取精神时，“独抒性灵”

“陶冶性情”

之作就大兴。

由此可见，只有牢牢抓住士人阶层这一主体维度，才能较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奥秘。

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有没有现代转换的问题？应该如何吸取这种文学价值观中的精华使之在当代文学发展中发挥作用？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