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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士人阶层在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第4页）

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贵族化倾向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大众化、通俗化趋势是格格不入的。

但古代文学价值观中许多具体价值范畴，如果经过一个转换、吸收的过程，却能大大丰富当代文学的内涵。

例如，“美刺”

功能，本是古代士人积极干预社会的主体精神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我们如果依据当代价值观念对其予以新的解释，仍然可以激发起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使文学获得影响社会的伟大意义。

又如，“自然”

这种文学价值取向，原本反映了古代士人用自然法则规范社会，进而规范文学艺术的企图，但它作为一种文学境界，却深刻地契合文学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从这里可以开出一种平实、朴素、不事雕琢，不玩弄技巧的创作风气，这对于改变当前文学创作中的某种不良倾向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他像“雄浑”

“豪放”

“清新”

“真”

等文学价值范畴都是值得继承与发扬的。

中国古代士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难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当他们不得已而将这种理想转变为文学价值时，则大大丰富了文学的价值维度。

我们研究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对于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学的品位，为人们保留一片纯洁无瑕的精神家园以栖息心灵，应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李泽厚：《美的历程》，147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看看西汉后期的重要文献《盐铁论》即可知道，儒学即使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的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未能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即未能得到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同。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那次“盐铁会议”

已经去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立五经博士五十五年之久。

在这次会议上，代表儒家思想的“文学”

与代表实干的政治家的“大夫”

“御史”

展开激烈争论，核心就是儒家思想究竟对富国强兵有没有用的问题。

可见此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儒学的实际价值还是心存疑虑的。

[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379～3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94～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国语》，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法]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1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12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9]张江：《强制阐释论》，载《文学评论》，2014（6）。

[10]［美］爱德华·W.赛义德：《理论旅行》，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1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2]［美］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3]［意］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7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4]［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1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5][美]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蒋弋为、李志林译，100～10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6][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温海明编，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