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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人阶层的独立性与主体意识（第4页）

而非“礼敬”

的形式出现了。

至于那些不堪实用的文学之士，君主们则以“倡优蓄之”

的态度来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再不敢公然以王者之师自居了，也不敢再讲士贵于君的话头，有大量士人就依附于君权，安心于功名利禄了。

但那些在先秦士人独立精神影响下，依然怀有乌托邦意识的杰出之士，却还是以规范君主、教化百姓、安排社会为己任，只是在方式上不再像先秦士人那样直露而已。

汉儒的“天命”

、宋儒的“天理”

、明儒的“良知”

之论无不是对君主的某种规范。

因此之故，有些不肯放弃乌托邦精神的士人的存在，从来都是令专制君主们头痛的事。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才不时**起一股股的波澜，这一文化长河才获得了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

士人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社会的动**，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以及君主对士人的需求都是使士人获得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先决条件，但这些还都不能构成充分条件。

士人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能形成一个整体，这当然不是任何外在原因所能决定的，在他们自身必有某种共同性在起着关键作用，这种共同性便是文化。

如前所述，士人在政治上没有固定的地位，在经济上没有固定的来源，在生活上也不像农、工、商那样有自己专门的行业。

他们何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呢？唯一可凭借的便是文化学术。

我们知道，在春秋以前，并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学术的阶层。

在宗法等级制的体制中，“文统”

（指文化学术）与“政统”

是合二为一的。

只是由于宗法制的破坏，由于大批贵族降身为民，在社会上才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学术事业的阶层，即士人阶层。

他们从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文化又反过来将他们整合为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阶层。

他们的独立性、主体性不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给予的，而是文化给予的。

文化不仅使士人阶层获得独立于世的资本，而且也赋予士人超越社会、规范社会、建构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动机与能力。

士人创造着文化，文化也创造着士人。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春秋以后学在士人，只是到秦汉之时，统治者才开始与士人争夺文化学术的控制权。

经学博士的设立又使“文统”

与“政统”

重新归为一体。

而在春秋战国的五百余年中，由于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文化学术的控制，才使得学术文化大放异彩，才使中国文化有了源头活水，才使中国文化得与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等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并列而无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