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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人的自我意识与使命感（第2页）

已具有了某种哲学意味。

但其中尚没有更复杂的内涵。

到了春秋末年，老子与孔子分别赋予“道”

以新义、老子顺“天道”

的逻辑演进，将“道”

置于天地之上，成了万事万物的本根；孔子则顺“人道”

的逻辑演进，将“道”

具体化为儒家士人社会人生价值观的代名。

可以说，孔子之“道”

是士人阶层用以规范社会、规范自身的价值准则之一。

[10]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孔子之“道”

的含义。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论语·宪问》）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这里所言之“道”

均为士人的自我规范，是一种道德价值原则。

士人为什么要在自己头上高悬一个道德原则来约束自己呢？这是由他们的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以及因此而来的历史使命感所决定的。

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这是说，士人肩负着匡时救弊，安排社会价值秩序的大任，所以首先自身须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品质。

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论语·为政》）孔子又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论语·里仁》）这都是要求士人先要有好的品德，然后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先秦诸子大多有“修身”

之论，都出于同样的动机。

“正己而后正人”

是士人推行自己社会价值观的入手处，“修身以安百姓”

则是他们的理想目标。

儒家士人提倡道德理想主义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得已。

士人阶层安排社会秩序的动机是他们刻骨铭心的价值关怀，这是他们的独立性、主体性所决定的。

但作为一个知识阶层，他们却根本找不到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的有效方式，这就出现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

他们只好在自己的唯一凭借——精神文化上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