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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人的自我意识与使命感（第3页）

道家的自然主义价值追求、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主张，都是在这一矛盾中逼出来的。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做官执政，孔子答道：“《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这是说，能以我的道德原则去影响为政之人就是为政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官才算为政呢？其实孔子并不是不想做官，他曾多次直接表示出仕的强烈愿望，但他周游列国，却无人肯给他官做，虽在鲁国做过司寇、代行过相权，但仍无法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故而他只好寄希望于价值观的宣传。

在他心里，也深知这种宣传与自己的目标之间相距是何等遥远，所以承认自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者”

。

这并不是孔子个人的悲哀，而且是整个先秦士人阶层，乃至历代中国知识阶层共同的悲哀。

而这种悲哀却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士人阶层的独立性与主体意识。

只有将士人理解为主体，才有可能对浸透了这种悲哀的中国文化精神有正确的诠释，才不至于将那些仁人志士的身世之叹仅仅视为个人不得志的牢骚和某种没落阶级的哀鸣。

孔子之“道”

的另一层含义是对社会的规范，即社会价值秩序的概括。

请看孔子所言。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论语·公冶长》）

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论语·公冶长》）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

这里所言之“道”

不再是个体道德准则，而是社会价值秩序了。

孔子高悬一个“道”

在君权之上，以之作为衡量社会政治状况的标准，这本身就证明了士人阶层与统治者具有不同的价值关怀，从而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士人阶层的独立性与主体意识。

这一点，在后文论及士人乌托邦时再予以详析。

与“道”

的两种含义相应，孔子又提出“仁”

与“礼”

两种价值范畴。

我们先来看“仁”

。

在讨论“仁”

与士人阶层的自我意识及自我规范的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现当代研究者关于“仁”

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解释。

胡适说：“后人如朱熹之流，说：‘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

’乃是宋儒的臆说，不是孔子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