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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人的自我意识与使命感（第6页）

通过以上粗浅分析或许已可以说明，“仁”

是只有“悬浮”

于统治集团与黎民百姓之间的士人阶层才够提出来的价值范畴。

在孔子这里，这一范畴是用以约束士人自己的。

近年来论者多采取“融仁入礼”

之说，以为“仁”

是“礼”

的内容，这自然并非毫无根据，然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仁”

只能释为儒家士人的自我规范，它体现的是士人阶层的自觉。

孔子的“礼”

形式上是西周的礼乐制度，而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秩序，其核心是由正名而来的严格的等级制。

孔子提倡“礼”

表现着士人被抛入社会中之后，因无依无靠而产生的惶惑感与失落感，他们希望有一种可靠的社会秩序稳定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也是一种“逃避自由”

（弗洛姆语）的心态。

孔子为礼注入的新的内涵就是君臣上下的和睦关系，亦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人人和睦相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自然又合乎“仁”

的原则。

但由个体价值的“仁”

达于社会价值的礼，毕竟缺乏必要的中介环节，因而到孟子，“仁”

就被推衍为“仁政”

，企图借唤起君主的道德自觉来实现士人的理想。

而这同样难以实现，于是《孟子》及《中庸》就将重心移到心性论上去了。

荀子虽又大讲其“礼”

，但他的“礼”

却更多地带上了“法”

的味道。

后世士人则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专在“法术”

上用心——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另一部分人则专在“心性”

上用功，去建构纯粹的“为己之学”

了。

总之，士人阶层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规范以及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们建立起一套价值观念体系，他们的目的是从自我修持入手去重新为处于混乱中的社会现实制订规则。

至于他们的自我规范以及对君主的规范被后世那些聪明的统治者巧妙地转化为规范人民的手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