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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士人阶层的超越性乌托邦精神（第6页）

相抗衡。

士人这种“穷不失义，达不失道”

的精神，正是他们自觉地在与君权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的证明。

道家士人对“道”

的高扬与对“势”

的贬低更甚于儒墨。

他们不仅否定现实中失去“道”

之依托的势，而且否定一切权势。

老子的“无为而治”

，庄子的“顺民性命之情”

，本质上都是否定“势”

存在的合理性。

在他们的理想中就只剩下那默默无言、化育万物的“道”

了。

在这里“自然之道”

与“人生之道”

是合二而一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之道”

与“人生之道”

同一性的概括。

两千多年前的老庄自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我们却不难由此而看出老庄之“道”

并非毫无意义。

士人无“势”

无“位”

又要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安排社会，唯一可凭借的便是“道”

，他们无不拼命将“道”

予以神圣化。

在哲学上，“道”

成了最高本体，万物之源；在伦理学上，“道”

成了价值的最后依据；在政治上，“道”

则是置于“势”

之上的最高范畴。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代表士人超越性的“道”

乃是士人阶层的精神生命所在，是其独立性的依据，离开对“道”

的恪守，士也就异化为所谓“循吏”

“俗吏”

——成了统治者纯粹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