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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乐的自然价值与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原始生成（第2页）

《吕氏春秋·仲夏纪》所载上古三代的乐歌，均属“祭上帝”

“明帝德”

之作，其自然价值亦与《颂》《大雅》相类。

《诗经》中的《变风》《变雅》与上述所言之原始形态的诗歌均有所不同。

这些诗大都作于西周末、东周初的乱世，其基调是“怨刺”

。

《诗大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班固《汉书·礼乐志》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

郑玄《诗谱序》亦云：“……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

《十月之交》《民劳》《板》《**》，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26]对这些材料，古人多以之作为“文变染乎时序”

的证据，今人则大都从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角度予以阐释，这些自是不错的，但在理论上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谁在“刺怨”

？他们为什么“刺怨”

？在我们看来，这类诗中固然不乏不堪压迫与战乱之苦的百姓的吟唱，但更多的却是那些沦为庶民的新兴士人阶层的不平之音。

“变风”

“变雅”

正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士人阶层形成的过程。

对此，有些有识之士已有所觉察。

朱熹说：“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

[27]清人程廷祚亦谓：“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体，故君上有令德令誉，则臣下相与作为诗歌以美之……其流风遗韵，结于士君子之心，而形为风俗，故遇昏主乱政，而欲救之，则一托之于诗。”

[28]这里的“贤人君子”

“士君子”

自然是指士人阶层而言。

但朱、程二人只看到君主的昏乱为“变风”

“变雅”

产生之由，只将这类诗的作者看作个体的士人，而没有看到士阶层整体社会地位的下降。

郭沫若认为“变风”

“变雅”

大抵为破产贵族所作，可谓抓住了根本。

从这些“刺怨之作”

中反映在那种怀旧情绪（如《国风》之《黍离》《权舆》等）和那种孤独无依的失落感（如《魏风·园有桃》《小雅·正月》等）来看，都不是庶民百姓和仕途顺遂的公卿大夫所能有的情怀。

至于那些充满怨愤之情并明言作诗目的乃为讥刺时政的诗（如《小雅·四月》《小雅·节南山》等）更直接表达了被抛于乱世之中的士人心态。

这类“怨刺”

之作已初步表达了士人对诗的一种自觉意识。

诗人不仅用诗来宣泄不满之情，而且已隐含有用诗来干预社会的意味。

这是士人阶层对诗最初的价值赋予，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