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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乐的自然价值与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原始生成（第11页）

对此，孔子自然不能视而不见。

他无法否定诗乐审美价值的存在，又不能在价值观上给予充分肯定，唯一的办法是用伦理价值去限制、规范审美价值，使二者尽可能统一起来。

他的“文质彬彬”

之谓是就士人的君子人格而言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是就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言的，都涉及审美的一面，又都予以一定限制。

而他这种观点表现在诗乐上，便是“尽善尽美”

“乐而不**，哀而不伤”

的价值原则。

这种原则要求诗乐在表现人的情感时要有节制，将情感形式化，含蓄蕴藉（即以比兴出之）。

汉儒的“主文而谲谏”

之说即从这一价值原则而来。

至于“兴、观、群、怨”

四个价值维度，虽都着眼于个体人格与社会理想，但其中也都含有审美意味。

“兴”

是情感的激起，这既是修身之始，也是审美心理过程的开端。

“观”

中除“知得失”

等内容外，也有审美观照的含义，如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

，即既见风俗得失，又见其美。

孔子之“观”

与季札之“观”

是相通的。

“群”

与“和”

近，既是一种和睦的人伦关系，表现在心理上同样是平和欢愉之情。

“怨”

则为情感舒泄，而这恰是审美价值的心理依据。

可知，既然是在谈文学艺术，不论赋予它何种价值，对于审美一项总是无法回避的。

要之，孔子是要在文艺的美与善、内容与形式之间确立一个统一的契合点，本质上乃是以伦理价值规范审美价值，使审美价值服务于伦理价值。

就对审美价值的态度而言，道、墨与儒诸家并无根本不同，只是儒家处理得更高明一点而已。

在这一章，我们论及士人阶层主体意识与乌托邦精神向文学价值观的转换，仅涉及儒家，这是因为先秦诸子只有儒家提出了较为完备的文学价值观。

至于道家精神向文学价值观的升华，我们将在第二章予以探讨。

[1]在西周宗法制体制中，天子的子弟除世子为王储外，其余者分封为诸侯，诸侯的子弟除世子外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子弟除袭爵者外，封为士，士有功者亦可升为大夫。

[2]（元）陈澔：《礼记集说》，75～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汉）王充：《论衡》，130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4]《战国策》，9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5]（清）焦循：《孟子正义》，425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