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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乐的自然价值与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原始生成（第10页）

功能来达到干预社会政治的目的，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郑玄说：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

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

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

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

于是箴谏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恶。

[33]

此亦即《毛诗序》“主文而谲谏”

的意思，士人本意是与君主做朋友，坦诚以待，共商国是。

但在专制制度下，君道刚、臣道柔，只可面称而不可目谏，士人要干预政治就失去了可行的政治途径，不得已而托之于诗文。

中国古代历代皆有无数怨诗，无不基于士人既要实现自己的乌托邦，又没有实际能力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上述四种文学价值范畴无一不与士人阶层的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有关，它们是士人阶层独立性、主体性、超越性的直接呈露。

以往人们仅就它们本身的含义予以阐释，没有将其与士人阶层整体特性联系起来，故往往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失。

我们的分析并不能说就完全挖掘到了其中意蕴，然较之前人，亦可谓庶几近之。

在以上阐述中，我们或许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士人阶层的文学价值观是否限于伦理与政治的层面呢？他们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持怎样的态度呢？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礼乐制度的破坏及文化向民间的转移，西周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官方乐舞受到冲击，在地方上一种以审美为目的的民间乐调渐渐兴盛起来，这便是所谓的“郑声”

或“新声”

。

这种“新声”

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也以其艺术魅力而博得许多公卿大夫的喜爱。

例如，魏文侯曾对孔子门人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34]卫灵公到晋国去，也要求晋平公为其奏“新声”

[35]。

战国时齐宣王也明确承认：“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36]这说明，郑、卫新声在春秋战国时已为人们普遍接受。

为什么会如此呢？用嵇康的话说：“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

[37]“至妙”

无疑是就审美价值而言。

由于郑卫新乐在审美感染力上远远超过那四平八稳的雅乐，故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然而先秦诸子却都是反对这种新乐的。

道、墨两家各自从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出发反对一切乐舞，儒家则反对郑声而倡导雅乐。

这都说明先秦士人阶层为了建构社会价值秩序的远大目标，尚无暇对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予以重视。

这与后世那些以琴、棋、书、画相尚的名士才子式的士人颇有不同。

道、墨二家否定一切文学艺术的存在价值，自不待言；即使儒家看到了文艺的功用，那也全然是为了自我修养和社会伦理的目的，并不以审美价值为重。

但是，诗乐的审美价值毕竟作为一种现实的精神价值而为社会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