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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的人格理想及其向文学价值观的转换生成（第14页）

之说，则又有所退却，又回到王弼那里去了。

作为文学艺术价值的“自然”

纯然是由嵇康的意思转化而来，含有以宇宙自然法则（即自在自化）来规范文艺创作的意义。

“逍遥”

是庄子的人格境界，本有否定一切社会价值的含义。

在六朝士人这里，这种人格境界转变为文学艺术价值，其否定性也就不存在了。

它所体现的是士人贵族化了的人生旨趣：无拘无碍，适性而为。

这种人生旨趣在生活中表现为所谓“潇洒”

，在艺术上表现为“飘逸”

。

后人见到六朝名士生活方式的潇洒与诗文书画的飘逸，往往只见其高雅不见其卑俗，忽视了支持其高雅的乃是士人主体意识与超越精神的沦丧，是贵族化的生活方式。

就连嵇康为求长生而主张的节制情欲的养生观点，也有人出来大加驳难，更不必提庄子的“坐忘”

“心斋”

的苦功夫了。

可见六朝士人有取于道家的并非老庄的真谛。

总之，老庄的人格境界转变为艺术境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大大开拓了艺术空间，丰富了艺术价值，提高了艺术品位。

但对于士人阶层而言，这种转变却标志着他们乌托邦精神的丧失。

在先秦士人那里，“文”

与“人”

是统一的，诸子开出的价值准则都是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

他们在理论上提出的人格境界也就是他们在生活中努力追求的目标。

当人格境界成为艺术境界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人”

与“文”

就不再那么一致了，如诗文绚丽多姿、缠绵雅丽的潘岳，人品就十分低下；为诗清雅脱俗，如“出水芙蓉”

的谢灵运，为人处世却专横跋扈，偏狭浅薄。

这原因不难理解，老庄的人格境界乃是他们人生观的直接呈现。

它是士人自我塑造的价值准则。

而六朝士人的艺术境界却是士人心灵寄托之所，是他们从未打算使之变为现实价值的虚构之物。

先秦士人的人格境界是以拯救社会的主体性为前提的，故而博大充实；六朝士人的艺术境界是以贵族化的人生趣味为前提的，故而玄远而空疏。

当然，六朝士人中也有将自身人格塑造与艺术追求融为一体的例子，如陶渊明，但他所以能够如此，恰恰因为他不属于贵族化的士人群体，左思、鲍照、宗炳等人都属于此类，可惜他们并不代表六朝文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