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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的人格理想及其向文学价值观的转换生成（第10页）

由于对这一问题学术界论述极多，我们只好在清理旧说中来提出自己的见解。

是“人的觉醒”

还是士人的蜕变？这是我们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作为解释魏晋南北朝一切文化现象的前提而存在的。

若干年来，人们谈及魏晋南北朝文学艺术兴盛的原因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将“人的觉醒”

作为最重要的主体原因。

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有人说“人的觉醒”

表现在对生命本身的肯定上，但“重生”

“贵生”

思想在先秦老庄、杨朱的思想中早已存在了，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杂家著作中更有充分表现。

有人说“人的觉醒”

表现于人们对“才性”

的重视，而“才性”

之说在先秦儒家著作中也已有很多论述了。

也有人认为“人的觉醒”

表现于对“情”

的重视，但在《荀子》《礼记·乐记》中，“情”

都是重要范畴。

荀子甚至有“情者，性之质也”

（《荀子·正名》）之说，对“情”

不可谓不重视。

可见，这些被视为“人的觉醒”

之依据的观点都是古已有之的，要算是“人的觉醒”

也应归之于先秦士人，而轮不到魏晋南北朝人的头上。

我认为真正可视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价值观形成之主体原因的不是“人的觉醒”

，相反，正是士人阶层的蜕变。

在这里，“蜕变”

一词不是在道德意义上使用的，它主要表现在士人主体精神的消解上。

对此，我们只有在与先秦士人的比较中才能看出来。

首先，从士人阶层的社会境遇来看，先秦士人的思想家多为布衣之士，在政治上没有稳固地位，在经济上无固定收入。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思想家却不同，那些名士们大多出身豪门势族。

他们即使不出仕，在政治上也借助家族的势力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九品中正制”

与门阀制度的确立，更使士族子弟的政治地位获得了法律的认可与保护。

在经济上，士族出身的名士们大都家资巨万，拥有大量田庄园林。

[23]先秦士人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刺激起他们重新安排社会的主体意识，魏晋士人的社会地位则使他们失去对社会状况的深切关怀。

用孟子的话来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对先秦士人那种虽身处困境却执着追求价值理想的精神的最好概括。

而对于六朝名士来说，可谓“有恒产而无恒心”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