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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的人格理想及其向文学价值观的转换生成（第11页）

当然，士人阶层的蜕变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确立是士人阶层失去独立性的社会原因。

先秦士人是“游士”

，他们有选择君主的自由，“择主而事”

“朝秦暮楚”

“士无定主”

是他们的典型特征。

政治的多元化为士人独立精神提供了现实依托，在此基础上他的才能产生建构社会价值的主体性与规范君主、教化百姓的使命感。

秦汉的统一使“士无定主”

或“择主而事”

的条件失去了，统治者利用“征辟察举”

的方式拉拢、控制士人，在文化上又设经学博士来统一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阶层便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依附于统治者，变为“俗吏”

（循吏或酷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一部分人皓首穷经，以考释演绎经典为务，成了目光短浅的“陋儒”

；还有不少人热心于静坐吐纳、**，沦为神仙方术之士；另有一批人称为文章辞赋之士，为统治者“倡优蓄之”

，成为陪衬和点缀；只有极少数被称为“鸿儒”

“通儒”

之士仍继承先秦士人的独立精神著书立说，力图规范社会，但从整体上看，士人阶层那种主体精神与超越意识已消失殆尽了。

即如桓谭、王充这样在汉代出类拔萃的人物，较之孔孟老庄也相形见绌，远有未及了。

汉末“党人之祸”

闹得轰轰烈烈，以少数士林领袖与太学生为主的士人猛烈抨击时政，的确可视为士人主体精神的体现。

然而这只是无权的士人与有权的宦官外戚之间的权力角逐，与先秦士人那种宏远的乌托邦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毕竟算是在大一统的专制君权之下，士人阶层最出色的表现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士人那里，连东汉士人那点争夺权力的勇气也失去了。

论者大都以汉末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可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的权力之争以及西晋“八王之乱”

作为士人消极避世的主要原因。

不错，在上述情况下，士人中的确有不少人成了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打击了士人的进取精神。

但这仅仅是外在原因，而且是较为次要的原因。

真正从根本上消解士人的主体意识，使之发生蜕化的原因是士人阶层本身的变化。

这便是士人的贵族化。

两汉以降，大批士人通过征辟察举之途进入仕途，从而跻身官僚阶层。

经过长期的土地兼并，士大夫中那些累世为官（如“四世三公”

的袁氏一族）者，便积累起大量田园僮仆，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这就是所谓士族。

由布衣之士而变为士大夫，这是士人官僚化的过程；由士大夫变为士族，这是士人贵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士人阶层原有的主体精神就越来越衰微了。

士人的贵族化才是使魏晋名士消极避世的内在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士人的贵族化使士人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在人生观上追求适性而为、肆意享乐。

魏晋南北朝士族大多生活腐化，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

石崇、王凯的斗富之举不必说了，即使像王衍、王导、谢安、谢灵运这样在士林中众望所归的人物，也无不以游山玩水、舞榭歌台、饮酒高会为主要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