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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的人格境界及其在文学价值观上的呈现（第7页）

的博大胸怀与“存，吾顺事。

没，吾宁也”

[33]的达观精神正是这一人格境界的最好体现。

通观“仁”

的三层含义，最终莫不以“和”

为指归：作为“礼”

之内容的“仁”

以社会秩序的“和”

为最高价值；作为人伦道德规范的“仁”

以人际关系的“和”

为最高价值；作为人格境界的“仁”

则以个体精神的“和”

为最高价值。

那么“和”

又是怎样的一种价值呢？

“和”

又称“中和”

，《中庸》释“中和”

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34]这里“中和”

已带有本体论的意义，是贯穿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人格修养三大领域的最高价值范畴。

郑玄注云：“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35]朱熹注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只是思虑未萌，无纤毫私欲，自然无所偏倚。

所谓寂然不动，此之谓中。”

[36]郑、朱二人的注文虽有某种歧义，但都将“中和”

视为人的某种内心状态，也正是由于这种适度、有节的内心状态与宇宙自然秩序有某种相通之处，所以《中庸》的作者才将其从人的内心状态推衍开来，赋予它以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之“大本”

的本体意义。

其实，“中和”

本是儒家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共同具有的一种特性，与自然宇宙原无干涉，《中庸》的作者为使之更有神圣性，便将其泛化为一种普遍价值了。

那么，儒家士人为什么要以“和”

为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最高价值呢？这有三方面的原因，都与士人阶层的境遇有直接的关系（对这种关系以往论者往往是忽略的）。

其一，士人阶层产生于一个乱世之中，春秋时的五霸迭兴，战国时的七国争雄，这对没有稳固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士人来说是有极大刺激的。

他们要在社会中立足，要安顿自身，就必须寻求社会的安定与统一。

因此，“和”

乃是士人阶层针对“乱”

而提出的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