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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的人格境界及其在文学价值观上的呈现（第8页）

其实，不独儒家，道家、墨家士人的社会理想都是没有争战的“和”

的状态。

只有代表部分放弃了自身独立性、超越性而甘为统治者利益维护者的法家才“奖励耕战”

。

其二，士人阶层除了文化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物质力量，故而他们要实现社会理想，只能采取温和的而不是强硬的办法。

“和”

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士人阶层的无力。

老庄的自然无为，墨家的兼爱、尚同、非攻，儒家的仁政都是这种无力的体现。

其三，“和”

的价值取向还表现了士人的一种缓解内心紧张、消除焦虑的心理需求。

老庄的“虚静”

“心斋”

“坐忘”

“逍遥”

，儒家的“养气”

“致中和”

都是一种心理调节之术。

对儒家士人来说，道德上的自足，精神上的平和宁静，就足以抵御纷争无序的现实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压力了。

在分析了“仁”

与“和”

的联系以及“和”

产生的主客体原因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仁”

与“和”

是如何转化为文学艺术价值的。

19世纪末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维谢洛夫斯基曾指出：“关于文学史的最受青睐的见解之一，也许可以归纳为大致如下的定义：体现于形象—诗意体验及其表现形式之中的社会思想史。”

[37]他的《历史诗学》正是在哲学、宗教以及艺术、民俗等文化形态与文学的复杂联系中来考察文学观念的演变与特性的。

他的功绩在于揭示了文学观念乃是各种学术、观念、思想和民风民俗的升华。

这种见解对于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特点也是完全适宜的。

贺麟先生曾指出：“儒家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

[38]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正是“仁”

与“和”

这一概念将自然之理、人伦之序、人格理想三者统一为和谐整体的。

贺麟先生又说：“如从诗教或艺术方面看来，仁即温柔敦厚之诗教，仁亦诗三百篇之宗旨，所谓‘思无邪’或‘无邪思’，即是纯真爱情，乃诗教之泉源，亦即是仁。

仁即是天真纯朴之情。”

[39]这里仅以“情”

释“仁”

，自有其偏颇，然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