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自然与士人精神世界的对应（第4页）

，“道”

即在自然生机勃勃的运作之中，就在他那农夫式的生活方式中，这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既达到了儒家物我为一、赞化万物的人格境界，又与道家自然无为、顺性命之情的人生旨趣沟通了。

由于他将自身生命与自然在最根本之处融为一体，不再置身自然之外做一个纯粹的观照者，故而他的诗极朴实无华，又极具生趣，这是谢灵运以后的山水诗所无法达到的境界。

陶渊明所以能跻身古代大诗人之列，根本之点在于，他最为出色地处理好了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关系。

使自然成为自由精神的同构体，超越社会的凭借物，或为人的生命的象征。

自然的生命状态与人的生命存在既然被理解为相通的，那么古代士人也就在自然中欣赏自身生命表现了。

自然的生机勃勃，象征着人的生命力的旺盛，故而引起文人学士的欣喜之情；秋风萧瑟、万木凋零象征着人的生命力的衰竭，故而引发文人的愁绪。

所谓“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正是这种现象的概括。

刘勰也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文心雕龙·物色》）这种“感物”

现象正以人与自然的生命同一性为客观基础，以士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物我为一观念为主观基础。

在古代士人心中，自然即“大我”

，外在之“我”

；我即“天地之心”

、万物之灵，故而他们感受自然即感受自身，表现“真我”

，即表现自然。

古代士人阶层对自然的阐释是一个价值赋予的过程。

在先秦，道家赋予自然以“真”

的价值，儒家赋予自然以“善”

的价值。

到魏晋之后，自然“真”

“善”

价值又进而转化为美的价值，这是这一价值赋予过程的深化。

从精神文化的发展来看，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这种进步却是以士人主体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的弱化为代价的。

每当士人阶层自觉或被迫与社会政治生活相疏离之时，自然就向他们发出诱人的微笑。

而当士人们领悟到自然的真意并回报以真情流露的笑声时，他们就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自然向人的价值呈现过程与人的自我意识的深化过程是一体两面。

士人的自我意识是由道德价值的承担者进而深化为个体生命存在的，而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自我察觉正是一切自然审美价值向人呈现的主观前提。

然而，士人对自身生命存在的觉察又是在推卸了社会使命重负之后方可获得的自我意识。

这一充满悖论的士人向自然的价值赋予与自然向士人的价值呈现过程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完成的。

因此，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观以及与之相应的山水文学价值观的出现是所谓“文学的自觉”

的核心，而在“文学的自觉”

背后隐含的却是士人阶层的沉沦与退却。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六朝文学才带有明显的贵族化趣味。

而唐宋时期的诗文革新运动本质上是失落了贵族地位并因此强化了主体意识与社会使命感的士人阶层对六朝文学贵族趣味的消解过程。

文学史亦如社会史一样，都是在悖论的牵引下演变的。

只有抓住士人阶层社会境遇与心态的变化，才能解开文学观念演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