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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与士人精神世界的对应（第3页）

所致。

从主体角度看，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士人的贵族化，是贵族化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旨趣。

六朝时期领导着文化潮流的既不是像先秦那样的布衣之士，也不是汉代的士大夫，而是士族——豪门大族。

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享有特权，即使皇家也受其左右并深受影响。

“王与马，共天下”

之说正概括地说明了世家大族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局面。

稳固的社会地位与优裕的生活使士族失去了积极进取精神，他们所关心的是安顿心灵，寄托情怀，于是自然在他们眼中就获得了崇高地位。

再加上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广建园林别业，山水林泉几乎成为他们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了。

因此，士族对自然的热爱已不再有先秦士人那样的积极性，而纯然是贵族化的人生趣味的流露。

他们既不像道家那样效法自然的清静无为，又不像儒家那样向往自然的生生不息、和谐博大。

他们有取于自然的首先是不受任何约束、肆意而为，满足口目声色之欲，其次才是自然怡情悦性的审美价值。

士族们借自然而抨击名教，这在客观上虽有某种积极意义，但就动机而言，却不是规范社会而是解脱自己，是为贵族化的奢华生活方式寻求理论依据。

士人贵族化的结果是大大推动了园林艺术与诗文书画的兴盛，导致“文学的自觉”

，但其代价是牺牲了士人规范君主、安排社会的主体精神与社会使命。

可以说，六朝文学艺术的繁荣是建立在士人主体精神的沉沦基础之上的，这可谓一个历史的悖论。

但也有例外，六朝时某些出身寒门的士人对自然的态度是积极的。

他们鄙视社会政治生活的黑暗，也不屑于与那些自我标榜、故作风雅的世族子弟为伍，只有纯真无伪的大自然可以寄托他们高尚的情怀。

他们向自然的回归不是出于贵族化的闲情逸致，而是以此为保持高洁情操的方式。

自然帮助他们完成对黑暗社会的超越，使他们的心灵得以自由舒展。

他们认同自然不是在厌腻声色犬马之余的消遣，而是全身心投入自然之中，将自己对自然的审美趣味与自己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

这样的士人在诗文方面的代表是陶渊明，在书画方面的代表是宗炳。

陶渊明被后人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田园诗人之祖”

，对唐宋以后的山水田园诗派影响极大。

他的诗作乃是其人生观的形象化展示。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一诗：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思想转变的轨迹与心理状态。

他原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志济世救民的入世者，但现实生活使他不仅无法将儒家理想实现为社会价值，而且恪守安贫乐道的先师遗训也毫无意义。

于是他转而求助于自然。

这种求助不表现为像王羲之、谢安、谢灵运那样的隐居，而是将自己的全部行为同化于自然之中，在平凡的劳作之中去体验自然的生命律动，并由此获得绝假纯真的美感。

在诗人心中已不再有一个超越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