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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人阶层的人格构成（第2页）

从这一选择的前提来看，士人阶层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极尴尬的悖论之中：他们苦于天下“无道”

，因而要靠自己的价值建构来施大道于天下，但他们却又将“有道”

作为自己出仕的前提，这就又把选择的条件交给了客观境遇，从而放弃了建构价值体系的主动权。

这一悖论正是先秦士人阶层，乃至历代士人阶层始终未能挣脱的魔圈：既要发挥士人阶层的独立意识与主体精神，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语）的宏大胸怀，呼唤理想社会；又要将一切实现理想的可能性系于君主一身，期望有“尧舜禹汤文武”

这样的圣明君主君临天下。

士人走不出这一悖论，他们的社会理想，人生境界只好永远是发出虚幻光芒的乌托邦。

先秦士人阶层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心态与选择就构成了他们的基本人格结构，这是一种二重人格，是困扰着中国古代两千年中士人阶层根深蒂固、无所逃避的心理冲突。

这种二重人格是从先秦诸子到晚清经今文学整个古代学术文化基本价值取向的主体依据，也是古代文学艺术发展两大趋向的主体原因。

在先秦诸子那里，士人的二重人格表现为救世与自救两大价值系统。

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及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等篇，已然初步为我们勾勒出这两派学术之概貌。

救世一派主要是儒、墨、法。

《荀子·非十二子》提到“仲尼、子弓”

“子思、孟轲”

以及“子张氏”

“子夏氏”

“子游氏”

；《庄子·天下》所言“邹鲁之士、缙绅先生”

；《韩非子·显学》讲孔子之后“儒分为八”

并称之为“显学”

，这都说明儒家一派在先秦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至于墨家，《非十二子》以“墨翟、宋钘”

归为一派，《天下》则以“墨翟、禽滑厘”

为一派，将宋钘与尹文单列一派。

《显学》言墨翟之后“墨离为三”

，与儒家并称“显学”

，可知墨家一派在先秦之影响仅次于儒家。

对于法家，《非十二子》中之“慎到，田骈”

，《天下》中之“彭蒙、田骈、慎到”

盖指此派士人。

《论六家之要指》始有“法家”

之称，并列为先秦六家学派之一，其声势亦颇为可观。

上述三派虽大致可归于救世主义，但这仅仅是就其学说的主要倾向而言。

其实除法家之外，其他二派中亦有明显的自救主义倾向。

孔孟之言“隐”

，墨子之言“修身”

，都是士人阶层自救心态之展示。

孔孟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