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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人阶层的人格构成（第3页）

不同于道家处正在其以“修己”

“成贤”

为鹄的。

所谓“独善其身”

“独行其道”

云云，其实质就是放弃社会价值的建构，而专务自身精神价值之发掘、培育。

这表现了士人面对社会现实无可奈何的心态。

至于法家，虽务心于入世，但此派价值观与儒、墨二派颇有不同，儒、墨的救世主义乃建基于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之上，其目的在于超越现实政治体制，超越君权，建立士人阶层所希冀的大同社会。

法家的入世则是依附于君权并帮助君主建立更为严厉、切实有效的政治制度。

因此，法家一派士人实际上是士人阶层的异化部分，是君权对士人征服与吸引的产物。

他们以牺牲士人原有的独立性与乌托邦精神为代价而投身于社会政治生活，成为君权的工具，因而不能代表士人阶层的主流。

这也正是法家学说在后世虽为历代统治者所吸取、实施，但在士林中却备受贬斥的原因。

自救一派在先秦亦有不同分支。

所谓自救，主要指士人对自身心灵的安顿而言。

就是说，此派士人在社会动**和强大君权的双重压迫下，自觉放弃了原有的救世精神，退归内心，为个体生命和精神寻找依托。

《非十二子》中所言“纵情性，安恣睢，禽兽之行”

的“它嚣，魏牟”

；《天下》中所言“澹然独与神明居”

的“关尹老聃”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的“庄周”

；《非十二子》所言“好治怪说，玩琦辞”

“辩而无用”

的“惠施、邓析”

；《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言之“道家”

“阴阳家”

“名家”

，分别代表着自救一派中若干分支。

其中它嚣、魏牟与《孟子》所批评的杨朱代表着那些沉浸物欲之中，以此消解外在压迫与内心焦虑的士人；老聃、关尹、庄周一派代表着以消解一切社会价值，超然于价值判断之上，以此寻求精神解脱的士人；惠施、邓析则代表那些醉心于玄言名理、阴阳变化，以此获得精神寄托的士人。

这几派的主要追求是以不同方式解决个体心理焦虑问题。

在先秦，虽云百家争鸣，究其根本，则大致可分救世与自救两派。

救世一派，无论在先秦，还是在后世都由儒家代表着；自救一派则因道家以其玄妙之理、超越之境渐渐吸引了更多的士人，故而成为其代表。

因此，士人阶层的二重人格呈现于学术文化层面，最终表现为儒、道两家的对峙。

这样，我们就将儒道两大思想体系产生的主体根源，归之为士人阶层人格的二重性。

在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士人阶层的人格结构始终未能发生根本变化，因而儒、道两种价值观的对立也始终存在着。

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士人就失去了自救意识，道家士人就失去了救世意识。

对个体士人而言，其内心深处无不交织着救世与自救两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