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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士人人格冲突之思想呈现 思孟学派与荀学之比较（第8页）

于是老庄、思孟学说中那种摆脱两难境地的自救方式，就自然为他们所接受了。

荀学却没有为士人开出自救之途，他更多的是为统治者着想的。

他的两大弟子——韩非与李斯，一个以学说服务于统治者，一个以行动服务于统治者，这恰恰是荀子思想的两种表现形式。

荀学所代表的是那些放弃了乌托邦精神的士人，他们甘愿依附于君权，在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有所建树，如汉代的循吏都属于这一类型。

从数量上说这类士人甚至远远超过那些不肯放弃乌托邦精神，在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务心于自救的士人，但他们既成为追逐仕途的实干家，因而对学术思想就不大关心了，这正是荀学衰落的主要原因。

荀学作为一种学术虽然远不如老庄、思孟之学那样兴盛，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却处处渗透着荀学精神，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

，正是荀学的基本精神，这是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统治之术。

以上我们将思孟之学与荀学做了一个简略的比较，目的在于通过清理儒家修身与治世两个学派的思想脉络，来考察士人人格冲突在理论形态上的呈现。

在我看来，士人阶层固有的二重人格在更大的思想分野上，表现为儒、道两大系统的对峙，在儒家内部又表现为修身与治世两派的对峙。

这样看来，儒家中修身一派与道家学说有着共同的人格基础，都是士人人格中自救意识的理论反映。

例如，在孔子门人中，颜回是修身一派的代表，他那安贫乐道的精神与道家十分接近。

在《庄子》中，常常借颜回之口来阐发道家思想，以致郭沫若先生甚至认为庄子之学渊源于颜回。

其实，不论庄子是否真的受过颜子思想的影响，只要明了他们的思想同样植根于士人阶层的自救意识就足够了。

宋明理学直接渊源于思孟之学，但宋儒的“持敬”

“静坐”

“明心见性”

之说都是来自道、释。

这种理论上的相互渗透，正是基于人格结构的一致性。

如此，我们就不敢苟同以往学者简单地划分道家为出世退隐，儒家为入世进取的传统观点。

我认为“退”

与“隐”

是士人阶层人格结构的两个维度，在这里，儒、道并无分别。

两者的差异在于“进”

与“退”

的方式不同。

道家讲“无为无不为”

即治世，即“进”

，儒家讲“存心养性”

，讲“尊德性”

，即出世，即“退”

。

“进”

与“退”

并不是很容易分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