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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人阶层究竟代表何人利益（第2页）

虽是小说戏文中的俚语，但却道出了个中三昧。

统治阶级利用办教育和选士制度来造就、选拔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士人。

这类进入仕途的士人再一次改变了身份，不再是“布衣之士”

而成了“士大夫”

。

“布衣之士”

与“士大夫”

是士人阶层的两大组成部分。

“布衣之士”

中有两类人，一类是一心一意为变为“士大夫”

做准备，别无他务，把做官看成人生目的的人。

另一类是既准备做官，又保持自己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人，做官只是他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手段和条件。

这样，成为“士大夫”

的士人也就有两类，一是俗吏，重教化的为循吏，重刑罚的为酷吏。

无论好坏，他们都是统治者的工具，成了庞大的统治机器中的零部件。

二是儒者之吏，或称贤儒。

他们不论官职高卑，都能保持独立精神人格，不肯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

王充曾论及这两种士人的不同。

他说：“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过，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

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此职业外相程相量也。”

[9]在这里他是讲儒生与文吏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然亦准确地指出了这两类士人的不同。

他又说：“论贤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进，官爵卑细，以贤才退在俗吏之后，信不怪也。

夫如是，而适足以见贤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实也……且夫含血气物之生也，行则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则背在下而腹在上。

何则？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轻也。

贤儒、俗吏并在当世，有似于此。

将明道行，则俗吏载贤儒，贤儒乘俗吏；将暗道废，则俗吏乘贤儒，贤儒处下位，犹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

[10]在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出王充重“贤儒”

而轻“俗吏”

的态度来了。

从今天的眼光看，所谓“贤儒”

即那些有形上价值追求，有社会理想，不甘心做工具的士人。

他们不论为官为民，都要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奉行大道而不辍。

这类士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极少受到重用，那原因在于他们的“道”

是高于统治者的地位的，是要规范君权的；而“俗吏”

则只是工具，无“道”

可奉，只听命于统治者，故而常有高官厚禄。

我们所论述的士人阶层。

实际是指士人中的这部分有“道”

可奉的人，只有他们才真正是中国精神文化的传承、创造者，是形上价值的建构者。

也是古代文学价值观的主要创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