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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人阶层究竟代表何人利益（第3页）

那么，士人阶层究竟代表何人利益呢？如果说到“俗吏”

，那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无疑；但要说到那些“贤儒”

，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些士人秉承着从先秦诸子那里流传下来的精神文化，也承续了先秦诸子那种独立不倚、自强不息的人格追求。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苦苦探寻着人生意义和宇宙大道。

他们的思想并不泥于一时一事，而是贯通古今，直指未来的。

他们既讲忠孝仁义，确实是在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度；但他们又讲仁民爱物，以民为本，充当着为民请命的角色。

而且在历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中，士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们用自己的学说、思想、人格境界，甚至借天命、先王、圣人等名目来规范、制约、压迫君主，力图使他们成为英明贤德的统治者；他们无情地抨击那些为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并建立起一套以清正廉洁、济世救民为宗旨的伦理价值规范。

这些士人到底是在为谁说话呢？将他们简单地归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显然都是不切实际的。

表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价值观上，这种情形就显得更为明显。

像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关汉卿的《窦娥冤》，施耐庵的《水浒传》这类作品究竟该如何评价呢？“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这样的创作态度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思想呢？从这类作品和创作态度出发，完全可以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来。

譬如，我们可以说这些作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表现人民的疾苦，表达人民的不满情绪，维护人民的利益。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这类作品是为了提醒统治者不要过分压榨百姓，调和阶级矛盾，目的是巩固封建秩序，以便让统治者更长久地压迫人民。

这两种结论都言之成理，但又绝难统一起来。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在我看来，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上述矛盾，因为士人阶层既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也不是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也可以说，他们既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这如何可能呢？这是因为，士人阶层所奉行的价值观固然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但也是文化传承的产物，因而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先秦士人从安顿自身的目的出发，提出一套套安排社会秩序的方法和社会理想，他们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一个介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代表整个社会来说话的，而他们的社会理想，无论是“大同”

还是“小康”

，抑或是“小国寡民”

其实都带有某种理想主义性质。

然而这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观被后世士人继承下来并成为他们评价社会现实的基本尺度。

这就使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士人们也成为社会的代表者，实质是某种理想主义者。

尽管他们的理想并没有超出封建社会的范围，但它却是封建社会或许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

在社会理想和价值观上的历史继承性，使士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阶级关系。

如追根溯源，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奉行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其实是出于安顿自身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不完全代表统治者的利益，也不完全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士人阶层自身的利益。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社会理想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范畴，而是希望上有贤明仁德的君主，中有公正廉明的官吏，下有奉公守法安居乐业的百姓，可谓皆大欢喜。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又代表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

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正表现了儒家士人的理想主义精神。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除了像宫体诗那样的**辞艳调是纯粹统治阶级的作品，像南北朝民歌那样的民间创作是纯粹被统治阶级的作品外，占主导地位的乃是士人文学。

它所反映的是士人阶层的社会理想、思想情趣、审美趣味和文学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