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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基本特性之二 雅化追求（第4页）

的重视，表现在文学价值观上就是雅化追求。

这种雅化追求最早的表现是西周迄于春秋是采诗之官及儒家士人对民歌的整理删定。

钱穆先生曾说：“即就《诗经》三百首言，雅颂可不论，即十五国风，亦已经政府采诗之官，经过一番雅化工夫而写定。

即如《周南》，首篇‘关关雎鸠’，其题材纵是采于江汉之民间，然其文字音节殆已均经改写，决不当认为在西周初年江汉民间本有此典雅之歌辞。”

[2]又说：“其次如楚辞，大体亦如此……只因经过了当时文学高手屈原之修改与润色，虽然还保留了若干的土气与地方性，但是已雅化了……”

[3]这种见解是站得住的。

孔子删诗一说自司马迁提出，历代儒者多有异议，宋儒以为删诗之说虽不可尽信，但春秋以前说传之诗曾经孔子整理曾可为定论。

如此，则孔子对于诗大约也曾有过一番“雅化”

的功夫。

自西汉以后，士人对文学的雅化追求主要表现在下列诸方面：其一，对文学形式越来越要求规范化。

以诗为例，汉大乐府诗与古诗均以五言为主，这是对先秦诗歌的一个突破。

到了魏晋，七言诗出现，数量虽少，但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却有重要意义。

自曹植以后，诗歌创作逐渐重视对仗，及至齐梁间，沈约等人又将音韵声律引入诗歌创作。

“四声八病”

之说是对诗歌形式的极严格的要求。

到了唐宋，诗歌形式越加成熟，并细分出许多种类来。

唐末宋初，“词”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兴盛起来，其对形式的讲求更高于诗，所谓“词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

。

在声律上极为严格，以至于诸如晏殊、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词人被李清照讥为“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

（《论词》）。

她主张“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

可见词之声律的讲究。

通观诗歌形式的发展演变，其所呈现的是一个越来越雅的过程，这当然与诗歌自身发展之内在规律有关，但它反映了士人阶层对文学形式的雅化追求也是毋庸置疑的事。

其二，文学风格的划分越来越细密多样。

对于文学风格，先秦两汉士人尚无明确划分，他们只是以儒家精神来规定文学风格。

到了魏晋，曹丕将人之气质与文学风格联系起来，陆机将文体与文章风格联系起来，已表现出人们对文学风格的自觉意识。

随后，刘勰提出“八体”

之说，钟嵘以“品”

论诗，也对文学风格多有论及。

到了唐代，皎然提出“辨体一十九字”

，这是对刘勰“八体”

之分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