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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贽与宋明理学家之比较（第5页）

的人格理想之理论渊源是儒家心性之学及禅宗思想。

从孟子的“大丈夫”

之论到陆九渊“以六经注我”

“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

之说，从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到王心斋的“百姓日用即道”

，直至罗近溪的“赤子之心”

等，这是儒学内在逻辑的演变轨迹，是李贽思想的主要来源。

至如禅宗之呵佛骂祖、即心即佛、人人都有佛性等主张更促进了李贽思想的形成。

就理论格局而言，李贽的思想确然对儒家传统有很大突破。

促成李贽形成儒家“异端”

思想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明代儒者对儒家原有超越精神的背离。

就儒学演变的历史过程而言，它始终处于士人乌托邦精神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交替之中。

孔孟儒学所代表的是先秦士人的乌托邦精神，它具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意识与超越指向。

汉武帝以后，先秦儒学被改造为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异化为神学目的论；另一方面沉落为伦常名教，士人的超越精神与社会批判意识被大大消解了。

魏晋玄学是士人借老庄之学对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的解构。

隋唐时儒、释、道并立，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士人的乌托邦精神同样被抑制。

韩柳所倡儒学复兴运动以及直接受其熏染而大兴的宋代理学（包括心学），其实是士人乌托邦精神的又一次高扬。

及至南宋末年，经元代以及于明初，这是官方吸取、改造宋代理学的时期，其结果是使士人乌托邦精神又一次沦为官方意识形态。

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儒学已失去儒学之真髓，成为统治者稳定社会、教化百姓的思想工具，从而由一种具有超越性、批判性的进取精神而变为具有明显保守性、欺骗性的社会黏合剂。

在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儒家士人大都变为言行不一、口清行浊的“假道学”

，成为以儒家经典做敲门砖的利禄之徒。

阳明心学正是对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儒学的反拨，是重振士人主体意识、超越精神的努力。

李贽则是将这种努力推向极致的人物。

观《焚书》，《续焚书》诸作，随处可见对“假道学”

的激烈抨击和辛辣嘲笑。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贽又是真正继承了儒家精神的人物。

他说自己的学说“于圣教（即儒学）有益无损”

，自是由衷之言。

弄清了李贽的思想特点、人格追求，我们可以对他的自杀原因加以考察了。

李赞是位极博学的人，他出入老庄佛释、饱览历代史籍，于儒学更有精湛体会。

因此，他不可能对历代士人阶层的自救意识一无所知。

他尝论超脱云：“夫所谓超脱者，如渊明之徒，官既懒做，家事又懒治，乃可耳。”

[6]又云：“即此无拘无碍，便是西方净上、极乐世界，更无别有西方世界也。”

[7]此可谓通达之论。

但他自己却不愿去做那种不萦怀于世事的超脱者，为什么呢？他说：“客生曾对我言：‘我与公大略相同，但我事过便过，公则认真耳。

’余时甚愧其言，以谓‘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然性气带得来是个不知讨便宜的人，可奈何！

’”

[8]“认真”

与“不知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