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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贽与宋明理学家之比较（第6页）

正是李贽一生之写照。

李贽的自杀并不始于其于狱中夺剔刀自刎之时，而是始于其于54岁辞官不做之时。

他的辞官并非了为避祸而自保，也并非为了超然于尘世之上。

他的辞官是由于见不得官场之黑暗，是为了集中精力著书立说。

他的著书立说便与自杀无异。

其于《焚书·自序》云：“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

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

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

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

[9]明知此书行世必有杀身之祸，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入人之心”

，宁可以死为代价，此非自杀而何？

因此，李贽的自杀并非不能忍受牢狱之苦之故，亦非像屈原那样因“忠而被谤”

所产生的委屈愤懑之情所致。

他的自杀是由于他在思想上自觉突破传统士人的自救意识。

他所追求的“真”

不仅与现实生活之“伪”

格格不入，而且与传统儒家之“善”

——个体道德精神的完满自足也大异其趣。

正是由于他以“真”

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以“真”

作为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依托，故而就不能接受传统儒者“从容中道”

“明哲保身”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处世准则。

为了捍卫“真”

的神圣性，他宁肯以生命为代价。

但其所求之“真”

并非西方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客观真理，而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人格价值，是人的独立性与人的尊严，根本言之，此“真”

与先秦儒家标举的“诚”

之精神一脉相通。

李贽的思想及其“殉道”

精神主要得之于儒学思想中蕴含的士人乌托邦意识及人格理想，又因禅宗思想、文化俗世化趋向及虚伪士林风气的刺激而对儒家传统有所突破。

他对传统士人阶层自救意识的自觉拒斥，带有某种近代精神色彩。

他的思想能在“五四”

时期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赞扬，这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