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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前期士人心态与古文理论（第2页）

（并见《旧唐书·儒学序》）如此将儒学的倡导与科举取士联系起来，则对于天下士子产生了莫大吸引力，从而使文化学术完全纳入君权的控制之下。

贞观初年，京师举试放榜，太宗至端门，见新进士鱼贯而出，心满意足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这正说明了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目的所在。

值得重视的是，唐代统治者虽崇尚儒学，却并不“罢黜百家”

，特别是对于当时文化学术中影响甚巨的道、释二家更是常常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态度。

太宗诏令“道士女冠，时在僧尼之前”

（《令道士在僧前诏》）。

武后则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

（《释教在道法上制》）。

虽各有尊抑，却均无以一家取代另一家的意思。

至于武宗的排佛，这在唐代君主中只是极个别的现象。

唐代君主这种以儒学为主，兼容道、释的文化策略，其实是极高明的控制手段。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士人阶层为其所用。

唐代君主控制文化学术和士人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抑制豪门势族。

我们知道，士族文化是以豪门势族（亦即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和相对独立性为依托的一种非官方文化。

这种文化对于君权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唐代统治者，特别是在武则天之后，大都采取抑制豪门势族的政策。

他们将庶族地主（或曰寒门）出身的人视为依靠对象，这样就大大扩展了君权统治的社会基础。

这样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削弱了敌对势力，而且在文化上也摧毁了自六朝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士族文化的社会基础，从而为建立隶属于君权之下的统一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前提。

（二）唐前期士人心态

六朝时期士人阶层出现严重分化：高门大族出身的名士清流和寒门贱族出身的一般士人成为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两种人。

士族名士以“口不言世事”

为高，务心于玄言奧义与清谈宴游之中；庶族士人虽存匡救时弊之志，但囿于当时环境，甚感人微言轻，不足以改变世风，于是便处于忧愤不平之中，并时时流露出消极厌世的情绪。

与六朝士人相比，唐前期士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态。

科举制度以及统治者重用庶族士人的种种措施为这些长期受到压抑的读书人开辟了一条进身之路。

这无异给他们注入了一针强兴奋剂。

于是久藏于庶族士人心底的建功立业之志勃然喷涌，形成一股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激励着他们去积极进取。

从价值取向上看，六朝士人是出世的，唐代士人是入世的；六朝士人贵虚，唐代士人务实；六朝士人以军伍为耻，唐代士人以建功边庭为荣。

从精神状态来看，六朝士人消极萎靡，唐代士人昂扬向上；六朝士人游戏人间，唐代七人认真执着；六朝士人轻浮放任，唐代士人沉雄坚毅。

总之，与六朝相比，唐前期士林风尚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唐代士人在政治地位和精神状态发生变化的同时，他们无形中又受到一种新的束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使他们失去了六朝名士那种潇洒飘逸的精神风貌。

对于布衣之士而言，如何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并获得官职成为他们最为关切的人生第一大事。

他们一旦获得进士资格，虽不能立即释褐，但可受到种种优待，可以免除徭役、削减赋税。

对于已中进士的士人来说，则如何获得官职又成为使他们殚思竭虑的事。

因为唐制规定，礼部试通过仅获得进士资格，尚须经吏部策试通过方可选任官职。

这样士人们就完全被官方设定的读书、应试、求官的人生道路所限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