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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前期士人心态与古文理论（第3页）

唐诗人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唐摭言》卷一）这真是一语中的之论。

科举制度是隋唐统治者一大发明，它既可以笼络、控制天下士人，又可以推行和巩固统一的意识形态。

这种制度对于稳定社会、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是再合适不过了。

由于科举选士制度并没有绝对标准，因而也谈不上绝对公平。

一般说来，唐代科举取士往往需要许多外在条件，士人能否及第、能否授官除考试成绩外，还需要有有权势的人物推荐、说项，这就使士人们去奔走于权要之门。

《文献通考·选举二》注引江陵项氏之言云：“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

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

薛登亦上疏武则天云：士子“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

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

（《旧唐书·薛登传》）这说明，唐代士人为了求取功名，在拥挤的仕途中捷足先登，再也顾不上什么清高超脱了。

这较之六朝时那些不屑与权要为伍的名士，如陶渊明、宗炳等人，真有天壤之别了。

而且唐代士人进入仕途又远非科举一途。

韩愈尝云：“今天下九州四海，其为土地大矣；国家之举士，内有明经、进士，外有方维大臣之荐，其余以门地勋力进者又有倍于是，其为门户多矣。”

（《进士策问·七》）杨瑒亦上疏玄宗云：“……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

（《文献通考·选举二》）这就又在士人中兴起一股请托、干谒之风。

著名史学家钱穆尝论唐人干谒之风云：“且唐代进士及第，仍未释褐，先多游于藩侯之幕。

诸侯既得自辟署，故多士奔走，其局势亦与战国相近。

不如西汉掾属之视乡评为进退。

此有以长其干谒之风者一矣。

且门第承荫袭贵之风既渐替，其先我而达者，方其未显，潦倒犹吾，凡所以激其竞进之气而生其攀援之想，此有以长其干谒之风者二矣。”

（《记唐文人干谒之风》）其论干谒之风形成原因甚为精辟。

人们常将唐代士人这种干谒求仕之风比之于战国之纵横策士，其实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战国乃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各诸侯国招揽士人是为了增强实力、抵御兼并。

因而君主们十分看重士人的政治、军事、外交才干，而士人们亦只能凭这些方面的真才实学方可受到重用。

唐代虽有藩镇存在，然毕竟是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各藩镇及地方行政长官之征辟士人多并不存巩固个人实力之想，他们主要看重的是士人的文才，而士人亦靠文才而获任用，因此，观唐代士人各种自荐之文无非一是自诩其文章诗赋之精，二是明言其厌贫贱而慕富贵之心。

其阿谀逢迎、急于求进之态跃然纸上。

因此，统观唐前期士人心态可以说有两大特色，一是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二是毫不掩饰的功名利禄之心。

这两种心态的形成都导源于统治者文化政策与选士制度的调整。

积极进取也罢，热心功名利禄也罢，对于统治者来说都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士人们完全被强大的君权向心力所吸引了，他们被纳入统治者为之设计好的人生道路之上，再也不会像六朝士族名士那样成为君权的一种异己力量了。

对于士人阶层而言，他们这种心态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其独立精神人格的失落。

他们基本上不再将自己看作一个与君权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阶层，而是积极投身于君权系统之中。

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极力维护现存制度，以获取一官半职为满足。

与先秦士人相比，他们那种急功近利心态取代了社会乌托邦精神；与六朝士人相比，他们失去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超越意识。

唐代政治的开明、国力的强盛反而限制了士人建构理想价值体系的努力，消解了他们的文化制衡意识。

这也正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唐代除佛学之外，并无出色表现的主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