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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后期士人心态与古文运动（第5页）

三是教人以为人处世之道，大到宇宙人生、小到个体修养莫不具备。

此可称为“传道之师”

。

“蒙师”

于历代村学、私塾之中比比皆是，兹不论。

“经师”

乃是“汉学”

的产物。

汉代儒者极重师承家法，在解读儒家经典过程中形成许多流派，“经师”

即为各种流派的传承者。

“传道之师”

主要是指那些聚徒讲学、开宗立派的先秦诸子，他们本身即大思想家，对社会人生、宇宙自然均有一套独立的看法。

他们都是先秦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都力图按自己的价值准则去重新安排社会；他们以“道”

自任，欲以一己之力去塑造理想君主，使之成为将自己的“道”

予以推行的工具。

在精神境界上他们都远远高于现实君主，他们也以各自的“道”

为依托来与君权相抗衡。

他们收徒传道，同样是为了将自己的价值理想实现为现实社会价值。

这样的“传道之师”

是最高意义上的“师”

。

汉代的“经师”

取代了先秦的“传道之师”

，这标志着君权对文化学术控制的加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士人独立意识的削弱。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文人任真自得、率性而为，无不眼高于顶、高自标置，根本不屑于以人为师，因而连“经师”

也没有了。

这标志着士人个体意识的加强与社会进取精神的削弱。

隋唐以后，统治者加强了官学建设，又以各种办法来吸引士人，在开明的文化政策与宽松的政治气氛之下，士人大都奉行实用主义策略，将全副精神用之于仕途驰骋，因而也不去关心什么超越之道，于是师道不振，有欲为人师者，更为士林所笑。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韩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奋而捍卫师道的。

那么，韩愈所言之“师”

是哪个意义上的“师”

呢？他欲做何人之师呢？他为什么要提倡师道呢？

先看韩愈所说的“师”

是什么意义上的。

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师说》）在这里，韩愈紧扣一个“道”

字以论师，可知其所谓师，主要是指“道”

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