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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北宋三种文学观念之文化内涵的阐释（第5页）

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通书·顺化》）这样，周敦颐就将“道”

赋予了价值意义，它不仅是天地万物得以生成的自然本原，而且是人世间仁义道德的价值本原。

人的行为合乎了自然之道，也就符合了人伦规范。

从思想渊源来看，道学家的这种观点是从《中庸》和《易传》而来。

在《中庸》和《易传》中，儒家学者第一次借助道家的形上观念改造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将“诚”

“仁义道德”

这些关于人的价值范畴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

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以及“不诚无物”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都反映了这一点。

只是到了宋儒这里，这一易庸精神被大大加强了，在理论逻辑上也更加细密圆融。

道家学所言之“道”

在哲学本体论上自然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心造幻影。

但从价值论角度，或者说从士人阶层对君权和社会采取的文化制衡策略的角度看，这种道论却有着重要意义。

这个“道”

高于君权，或者说比君权更具有神圣性，而对它的解释权却操在士人手中。

这样，这无形之“道”

也就变为一种超现实力量，士人们依靠它来对君权实施种种限制、规范和引导。

就这个意义上说，道学派虽然口言玄虚之理，似乎是两晋的清谈家。

而实际上他们却较之那整天侈谈“治教政令”

的经术派更富于主体精神及历史使命感。

经术派最出色的表现——“庆历新政”

与王安石变法，如昙花一现便烟消云散了，对封建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影响。

而道学家所弘扬的儒家精神，作为一种有效制衡策略，却对封建统治者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

文章派对于“道”

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苏轼说：“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能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

何谓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

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

夫没者岂苟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