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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北宋三种文学观念之文化内涵的阐释（第6页）

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

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

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日喻赠吴彦律》）这里所言之“道”

既不是“治教政令”

也不是宇宙及人伦法则，它是指人对某种规律的把握，是一种熟能生巧的技艺。

那么文章之道则是写文章的规律与技巧。

它不由硬求而来，而是由长期学习、练习而自然生出。

文章派之所以是文章派，正是由于他们不在文章之外加上一个“道”

，而是认为“道”

就在文章之中，故苏轼有“文必与道。

俱”

之谓。

（三）三派所追求的人格境界不同

经术、道学、文章三派实代表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三个类型，它们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有着不同的人格理想。

经术派的人格理想是做匡正时弊、济世救民的治世能臣。

他们努力在君主允许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其人格特征是强烈的忧患意识。

即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岳阳楼记》）这种忧患意识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之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政治伦理价值融为一体。

只有在治理天下的政治行为中才能实现他们的人格理想。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个字可以说是经术派人格理想的写照。

对于经术派而言，文学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的，但在他们闲暇之时，或者失去权力，不能再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文学也被用来作为舒泄心中郁懑以达到心理调节效果的方式。

道学家的人格理想较经术派更加高远难达。

他们要成圣成贤，济世安民。

也就是说，他们要成为儒家学说中所推崇的古代圣哲王那样既有极高道德修养，又有赫赫事功的人物。

但是，他们却只承担了儒家的道统，却并未承担着政治权力，故而他们的人格境界就只能落实为道德意识的完满自足，宋代道学家——那些堪称思想家的人物在个体人格修养上的确都达到了极高境界。

他们的人格境界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超越物我分界。

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程颢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又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