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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北宋三种文学观念之文化内涵的阐释（第7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这种论点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看自可以说是一种唯心主义或万物有灵论，但从人格境界角度来看，则可以说是—种极为可贵的人生理想。

其可贵之处在于超越了物我分界，将人与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这是一种只有具备很高的人格境界的人才有的一种博大胸怀。

其二，心灵的和畅愉悦。

道学家并不同于后来那些心口不一的伪道学和循规蹈矩的腐儒。

他们的人格境界并不是自虐式的自我束缚，其人格境界的最高层次乃是心灵自由、身心和谐，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愉悦。

周敦颐教授弟子，常令他们寻找颜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的原因，追问颜回“所乐何事”

。

他自己的理解是：“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这就是说，颜子之安于贫贱是由于他的“心泰”

，而他的“心泰”

则是由于把握到了较人世间的富贵更为可贵的东西，这自然是指天地人伦之道，所以颜子的乐不是一般的快乐，而是高层次的精神愉悦。

按程颢的说法，人达到“仁”

的人格境界，就“浑然与物同体”

，就获得了“万物皆备于我”

的主体感受，然后他只需“反身而诚”

就可以得到这种高层次的精神愉悦了。

在他看来，作为修身功夫的“敬”

（近似今所言之虔诚）应与“和乐”

相伴随。

其云：“谓敬为和乐则不可，然敬须和乐。”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这就把自我节持与自然而然、自律与自由、庄严与快乐统一起来了。

程门高足谢良佐云：“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

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于忘……”

（《宋元学案·上蔡学案》）此处以列子御风喻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

之志，实赞其“不著一事在胸中”

的自由通达之精神。

由此可知，道学家的人格境界不是道德自律，而是自由自觉，这种境界与审美境界有其相通之处。

文章派所追求的人格境界与经术派、道学派又有所不同。

经术派将个体价值统一于社会价值，实际上是放弃了对个体精神境界的追求。

道学派本欲拯世救民，为人世规定最根本的法则，但由于他们无法找到将个体价值实现为社会价值的转换机制，故而他们只是做到了个体人格的自我提升——完成了个体心灵的自我拯救。

文章派则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一分为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他们亦如经术派、道学派一样，是积极的入世者，如苏轼，不论在怎样的逆境中，他都能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所建树，即使是抗旱抗涝这类具体事务，他也能全身投入。

对他而言，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有所作为。

在精神生活中文章派是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