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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文学的自觉与士人心态之关系（第1页）

第九章从“建安风骨”

到“正始之音”

——“文学的自觉”

与士人心态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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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文学的自觉”

与“人的觉醒”

鲁迅在1927年发表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

这一见解现在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定论。

然而在论及这“文学的自觉”

的原因时，近来学术界多持所谓“人的觉醒”

说，这种说法却是似是而非的。

从“人的觉醒”

而导致“文学的自觉”

，这在逻辑上似乎毫无滞碍；将人学与文学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在方法论上也的确很站得住脚。

但如果我们仔细推敲魏晋文学及士人心态演变的实际，就不难发现，“人的觉醒”

说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人的觉醒”

的最根本之处应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觉知与高扬。

对于士人阶层而言，再没有什么时代能像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士人那样重视自身价值了。

如果说“人的觉醒”

表现为通达超脱的人生态度，那先秦老庄学派早已将这种人生态度阐扬到极致了。

魏晋时期“人的觉醒”

的标志是什么呢？如果将六朝时期士人阶层最普遍的精神倾向——日谈玄远、不问世务作为“人的觉醒”

的标志（尽管很荒谬），那这种精神倾向的形成也不是在“曹丕的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