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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学的研究工作（第5页）

（EntrepreneurialImpaIT）的报告，“报告”

分析了MIT校友建立的公司及其创业系统的经济影响，其中的数据基于2003年依然在世的校友，而经济数据更新至2006年。

“报告”

显示，MIT毕业生在全球建立约25800家企业，有330万名雇员，年销售收入2万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组成一个独立国家，它将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在美国，这些公司对地区经济创造了数千亿美元产值和数百万就业机会，其中设在马萨诸塞州的6900家公司雇员近100万名，年销售额约1640亿美元，占该州公司销售额的26%，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4100家公司雇员约52.6万名，年销售额估计13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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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却是大学技术研究商业化的典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坦福大学就开始尝试将学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与商业公司结合起来，他们选定电子技术作为重点，这为学校后来发展成为电子研究中心、电子产业中心地区有长期战略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解决学校财政紧张的状况（与MIT当年的情况相似，看来挑战同时意味着机遇，的确不错），在无线电工程学教授工程学院院长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

的特尔曼（Frederi）建议下，斯坦福大学将学校一块约600英亩尚未开发的土地建成一个科技园区，出租给企业，学校可以获得房屋和土地租金，还可以为学校的研究成果寻找商业化的机会，为学校师生提供创办新企业的机会。

而在此之前，1938年，特尔曼就鼓励并资助他的两个学生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一间车库里创办了惠普公司，特尔曼本人是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达40年。

1951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区建设正式启动，园区中兴建实验室、写字楼，吸引一批成功企业和新创公司入驻。

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晶体管之父肖克利（WilliamShockely）应特尔曼之邀来到科技园，建立半导体实验室，不仅为科技园带来了技术，而且带来了人才、资金和人们对科技园的信心。

然而在第二年，实验室的8位年轻骨干离他而去（经典的硅谷“八叛逆事件”

），成立仙童（Fairchild）公司，利用在半导体方面的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

后来，公司中的一些人脱离仙童后成立了英特尔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

到20世纪80年代，硅谷超过一半的半导体公司都与仙童有关系。

尽管斯坦福大学并未在硅谷建立公司，也从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但它并不禁止教师在不影响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前提下参与公司的经营和拥有公司股份，并鼓励毕业生在园区创业。

大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商业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

1980年10月，哈佛大学正在校内悄悄讨论是否将其在DNA方面的成果商业化，《纽约时报》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

在随后几个星期，成为一个全国热议的事件，很快升级为对大学目标、科学目的和科学家职业伦理的讨论。

多数科学家和评论家对此持反对意见。

当时的校长德里克·博克撤销了哈佛对这项大学—教师联合创办生物技术公司项目的投资计划，并发表声明表示，为了保护价值中立，学校将避开这样的项目，同时保留大学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研究的经济价值的权利。

但到1988年，哈佛大学及其医学院与一个管理机构组建的合资企业却获得了博克校长的批准。

《纽约时报》对传统学术价值是否会因此被抛弃提出质疑，但反对的声音就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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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通常是积极的，可以使不同的意见得到考虑，避免政策走向极端，一边倒。

没有争议，倒是需要特别警惕。

科学研究必须客观公正，结论必须建立在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之上，避免研究者主观意见和个人利益对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影响。

当大学及其教师的研究工作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消除人对其能否在研究中一如既往地坚持科学标准和价值中立的怀疑并不容易。

一个由移动通信运营商资助的研究手机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项目，公众对研究结论客观性的怀疑显然并非毫无根据。

尽管非专业的公众或许很难找出证据说科学家为了个人利益而掩盖部分事实甚至歪曲事实，但只是他们的怀疑就足以使科学事业因在公众中失去声誉而遭受巨大损失，包括公众对用公共财政资助科学研究的信心和兴趣。

所以，大学在将自己的研究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务必格外谨慎。

深谙此中奥妙的MIT前校长维斯特说：“一旦教师成为企业家，或者他们创造的知识财富被商业化利用，那么无论对他们自身还是对作为一所学院的MIT而言，就必须进一步考虑并制定政策了。

我们处理利益冲突的政策有两个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信息在教室和实验室公开交流；其二是确保实验室的研究进程不受教职员工个人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

[16]维斯特谈到学术政策的第一个目的，是针对在专利成为商品后造成的研究信息保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