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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1（第1页）

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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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

1900年，萨德勒（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Far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nSystemofEdu？）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

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

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

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

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

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

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

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

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予历史的说明。

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

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

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

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

，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

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

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

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二、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200多种。

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这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

它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

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唯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并互相交融。

但是，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

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