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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学校教育中知识的呈现（第11页）

当一切人整个一生都是世界法律和正义的共和国和学习共和国的公民的时候，我们所寻求的文明，将会实现。

——[美]赫钦斯.教育中的冲突[M].王承绪，赵祥麟，编译.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28.

然而经典阅读却不是人人可能，从经典著作的稀缺到普及，知识权力的问题又浮现出来。

其一，知识权威确立“什么是经典”

。

普及“经典”

就意味着必须在低级文化和高级文化中做出区分和选择。

莎士比亚戏剧过去是民间文化，人人皆可享有，而今天成为高雅文化，成了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精英文化。

理解莎士比亚需要接受教育，而教育并不均衡，教育仍然是维护阶层划分的有力武器。

相反，一些出版公司则为知识民主化做出了有效的努力，比如企鹅公司的企鹅书系，就致力于经典著作的普及化，廉价的平装书使“借书人”

成为“买书人”

。

当经典普及之后，知识权威也就不成为知识权威了。

正如印刷术造成的《圣经》的普及，每个人都可以解读《圣经》，就意味着上帝的死亡，人们不再崇信神父。

现在的尴尬局面却是，通过教育“大众心目中的经典”

已然形成或被塑造，但在一个经典可以廉价获取的时代经典却少人问津。

当下的口号是“大众的才是经典的”

，但传统经典不是经典，那么已然“大众了”

，经典阅读和经典教育又有何强化的必要呢？

其二，知识权威制造“经典的权威解读”

。

尽管经典普及打破了知识精英垄断知识的格局，但知识普及者由于散播知识权力而将成为新的知识权力拥有者。

所有人平等地占有经典是一种不可能，但知识占有并不是最终目的，自由批判和自由发展是最终目的，却总有人妨碍这种目的。

另一方面，教育也没有真正培养出“理解力”

，知识普及了，公民却不思考了……

其三，知识霸权批判产生“知识霸权批判的经典”

。

在西方，文化研究是一种知识大众化、平民化的策略，要克服知识方面的精英与大众的对立。

但是文化研究自身却产生了霍尔、福柯等一批新经典、新知识权力（研究知识权力的知识权力）。

在中国，经典阅读的提倡常常来自于道德恐慌。

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普遍流行，人们为个体化社会彼此倾轧，如何寻求人生的意义和信仰？除却宗教，只有求助于经典（经常是儒家经典）。

于是民间的和现代学校的读经运动如火如荼。

但是正如李泽厚所反思的，要警惕国学最优、传统万岁，警惕新老左派、后现代和前现代的合流（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就是纳粹）。

国学经典并不决定历史方向（国学概念自身就不清楚），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经典中诞生的理性、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宏大叙事，中国的发展要“西体中用”

。

[67]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永恒主义思潮还是有启发的，中国人也应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到自身的文化积淀中去，才能有一个理想的未来。

而经典阅读除却广博，重点在培养“理解力”

和“批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