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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国思想1（第5页）

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执教期间，对学校的教学、管理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了值得重视的经验；以后在历次的教育运动中，经过艰难的摸索，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等理论，是中国教育理论宝库中的璀璨夺目的珍珠。

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

“传递先生制”

“连环教学法”

“工学团”

等是实行普及教育的有效办法。

据统计，到1924年6月，他和朱经农合编的《平民千字课》推行到了20个省区，有40多万人接受了识字教育。

在当时能取得这一不容低估的成绩，与其“教育救国”

思想特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关。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从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和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教育则与革命相辅相伴。

在进行革命的同时，必不可少地要教育做启迪人们心智、化除国民愚昧、提高民众素质和振奋人民精神的工作。

过去由于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救国”

理论，将其“生活教育”

理论亦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否定，农村扫盲和普及教育不问现实条件许可与否追求“正规化”

，导致扫盲工作迄今为止，尤为一项艰巨任务。

这也说明陶行知的“教育救国”

思想有助于落实“科教兴国”

“教育为本”

的战略决策，是有现实意义的。

最后，我们必须正视陶行知在“教育救国”

思想指导下所做的大量实际工作。

陶行知不同于在高墙深院紧锁的研究机关深居简出的教育理论“发明”

者，也不同于喋喋不休高喊“教育救国”

藉以抵制革命的人，而是做扎扎实实的“教育救国”

的实际工作。

陶行知抱定的信念是：“看准一件具体的事，聚精会神地来干他一下。

如果我们对于一件事肯专心继续地努力去干，一定有解决的希望。

一个人，一个时候，在一个地方，干一件事，是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

[8]陶行知正是这样，认准了能够发挥救国功用的教育这一件事，一门心思地去干，为“教育救国”

奠下了厚实的基础。

1923年，他与朱其慧、晏阳初等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他亲自和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在南京、安徽等地推广，与此同时，在各地遍设平民学校，开办“平民读书处”

，并深入各机关、店铺、住户推行识字教育，收到了显著成效。

1926年后，他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无线电通讯学校、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