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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选1（第1页）

《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节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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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舞台上的“人民教育家”

1.一个真实的场面

1936年7月11日，早点时间刚过，在香港九龙太子道208号一间陈设简陋的寓所里，一位客居在此的学者正在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出洋行装，一边与身旁的两位小男孩交谈着什么。

“笃！

笃！

笃！”

一阵很有礼貌的敲门声传来。

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忙着跑去打开门。

“哈哈，嘉骅、嘉骝，你们又在这里缠着伯伯讲什么故事，是不是？”

来人是一位年轻的记者。

那位学者这时才抬起头，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整了整自己身着的白绸长衫，朝年轻的记者笑了笑，打着手势招呼来人坐下，嘴里却忙不迭地解释：“哪里，哪里，我正感谢着他们哥俩哩。

要不是他们帮我剪的剪、贴的贴，我哪能在昨天完成这出国前顶可纪念的一件事呢！”

说着，他随手拿起饭桌上一叠剪贴齐整的书稿递给记者：“是不是韬奋先生让你来取这个？多亏了他的两位公子，是他们所流的汗和他们父亲的鼓励，才让我这第五本诗歌集赶在出国前编成！”

“呵，”

年轻的记者忙说，“邹先生正赶着发新闻稿。

这诗稿让嘉骅哥俩带给他们父亲吧。

我是代表《生活日报》社特来采访先生您的，想请您将这次出洋的目的、任务作点说明。”

“是这样……那好吧。

嘉骅、嘉骝，那就请你们把它带去。”

那位学者说着，即转身将诗稿交给那个叫嘉骅的小朋友，并顺手摸了摸小哥俩的头，和蔼地说：“请转告你们的父亲，就说我讲的，他太忙了，我上船时请他不必来送了。

出国后我会给他来信的。

嗯，伯伯也一定要给你们寄最好看的外国明信片，好吧？”

待小哥俩出门后，那位学者转过身来对记者说：“这一个国际新教育集会……”

刚说到这儿，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忙从靠窗口的茶几上取过一把“苍梧扇”

向对方递去。

这把扇子还是他前不久在广西宣传普及教育时，花了五个铜板买来的。

当记者以“天不太热”

推谢后，他接着说下去：“……与普通国际教育会议不同，它系国际上对教育有一种新的信念的人的研究与交换意见的机关。

他们认定教育是创造世界的一种工具，每年的集会是讨论当前世界上的一切实践的问题，一个新的教育者应如何用教育的工具去改变现实，创造新世界向前发展的条件。

故在这一会议中，一切有关世界的大势的问题无不谈到，并不限于狭隘的教育。”

说到这里，记者乘隙插问了一句：“先生您有无具体提案？”

“有的。

不过，我特别注意的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斗争的事实。

我要藉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国际间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的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

自然，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的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造中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