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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选1（第3页）

有人怀疑联合战线的时间，那真是太近视，抗日哪里就是一年两年的事，联合战线也决不是一时的苟合，是有着相当的时间呀！

并且打退了日本，民族解放还有事做，还需要联合，共同携手的日子还久得很呀！”

谈到这里，记者看了一下表，见两人的谈话已超过了20多分钟，赶紧起身，不无歉意地说：“对不起，耽搁了先生您不少时间。

出国要用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好吧？”

“哦，哈哈。

我是一个去看看世界的大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好准备的。”

“先生您过谦了……那好，祝您一路平安，满载而归了！”

握手告别时，记者恳切地表示：“本报将陆续登载先生在国外的消息。”

“谢谢，谢谢。

我十分乐意接受贵报的深情厚谊。

请你向邹先生问好，并请转告，我一定将这次出国后的一切文字交贵报先为发表。”

……

当日下午，正当这位学者登上港英航线的“哥夫”

号远洋客轮时，奔跑叫卖在香港的大街小巷的报童们，手中挥舞着油墨尚未干好的由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日报》，上面以《大众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今日出国》的标题，详细介绍了前述的谈话内容及该报记者的采访经过。

45天之后，即1936年8月25日，远在大洋彼岸的法国巴黎，由吴玉章先生主编的、主要用来在海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救国时报》，对上述报道的内容，作了全文转载。

所不同的是，标题已改作《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谈：南京若与红军携手，救亡实力大有可观》。

2.一种特殊的舞台

从其一生经历来看，此次出洋已是陶行知的第三次海外之行，也是最后一次海外之行。

第一次出国的时间，是在1914年8月，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三年秋。

那时的陶行知，正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学子，出国的目的是为了海外求学。

在此之前，陶行知以“陶文浚”

的学名，在家乡安徽歙县接受过传统塾学教育和教会中学教育，随后辗转前往南京，进入了一所教会大学。

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活，像同时代多数学子一样，初步接受过中西文化兼熏交染的陶行知，为了追求更多的新知新理，在师友亲朋的资助下，终于踏上了首次出洋的旅程。

此时，陶文浚早已改名为“陶知行”

。

知之即行，第一次海外之行的目的地，是当时无论在国际政治地位上，还是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乃至教育进步上，都为一代青年学子有所知晓且向往景慕的美利坚合众国。

从出到归，陶行知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整整度过了三年的留洋生活，完成了自己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最后学业，也结束了人生旅途的第一段行程：首次出洋，促成了陶行知自身知识体系的成功建构。

有如陶器塑彩，家乡塾学的故土陶范，教会学校的中西兼染，再是海外求学的添色加釉，三重文化圈中对人类文化知识进行层次有序的吸纳融收，使陶行知成长为一位通识中外的新型学人。

经过海外留学而成才的陶行知，其知识体系融合中西，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近代中国知识转化的一个时代，成为近代以来留学教育的格局变易与通材型知识分子群成长崛起的一个参照点或折射点。

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无疑起自19世纪40年代后期即扬帆赴美的容闳等人。

按照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程序，尤其依据教育变革和转型与新型知识人才形成和成长的特点，至民国初年，长达近70年之久的留学教育，无疑可以划分为四个分期较为明显的历史时段。

民国成立前两年开始转而重新注意留美教育的发展，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第四个历史时段的起点。

这个历史时段历经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为期约十二三年的时间。

包括陶行知在内的这一代直接接受过西方教育熏染的新型学人，从其整体知识结构上看，正如一位留学教育研究者所指出，与前数代留学生相比，他们的“西学”

程度要深，而与他们之后的历代留学生相比，他们的“中学”

功力又较厚。

童蒙时代受过严格传统教育的熏陶，少年长成后在国外又接受过系统而正规的“西学”

教育的浸染，不仅使陶行知他们成为一代颇有特性的通识人才，而且在近代中国文化变化发展史上，他们担当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