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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02（第4页）

他还大力奖励提携年轻的研究者，甘当他们的铺路石，表现了一位前辈学者的宽广胸襟，赢得了年轻学者的尊敬。

此外，另一位老一辈教育史专家、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教育研究室室长阿部洋研究员也很重视陶行知研究。

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于1988年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资料调查》一文，对陶行知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等有关情况，作了翔实的考证。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阿部洋博士198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米尔巴科图书馆特藏室主任戴维·门特博士（Dr.DavidMent）的帮助下，在米尔巴科图书馆特藏室收集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那就是陶行知于1916年2月16日写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迪安·罗素（J.E.Rurssel）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青年陶行知的理想和抱负，他在信中讲道：“我生活的唯一目的，不是通过革命，而是依靠教育来进行民主主义建设。

当看到共和国突然诞生所引起的各种弊端之后，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真正的共和国就不能存在。

作为我终生的事业——从事教育行政的想法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举行的Y.M.C.A的夏季大会上才明朗起来的。”

文中所披露的有关史料，澄清了陶行知留美学习期间过去一直没有弄清楚的若干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学术界相当活跃的还有中野光、世良正浩和华人学者张国光、李燕等人，他们在陶行知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野光是日本中央大学教育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曾任日本教师教育学会会长、日本生活教育联盟副委员长。

1996年他应邀来华参加了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交会议的论文是《日本的生活教育历史及其现状——与陶行知的邂逅以及日本生活教育运动的轨迹》，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生活教育运动的发展概况，分别从战争前、战争中与战争后三个时期来介绍日本生活教育运动的曲折发展历程。

首先，他介绍战前的生活教育运动，以成立于1924年、撤销于1936年的池袋儿童村小学校为例，介绍了这所陶行知曾访问过的“生活学校”

的办学风格、教学特色，该校有三个特点：学校教育是以孩子们的生活基础而展开的；注重孩子们的自治与互助精神；儿童非常重视对自然与社会的学习和艺术方面的教育。

而且该校还办有《生活学校》杂志，本着“依赖于生活，运用于生活”

的宗旨，开展研究。

其次，他介绍了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残酷迫害从事“生活教育”

的教学与研究人员，《生活学校》的编辑乃至读者相继被捕入狱，被判刑者多达116人，使日本的“生活教育”

转入低潮。

最后，他介绍了战后日本《生活学校》复刊，“杂志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给在荒败的日本社会中生活的孩子们提供品质精良的文化。”

上世纪50年代，日本还诞生了一个新的研究团体——“日本生活教育联盟”

。

通过中野光的论述，印证了斋藤秋男的结论：“生活教育没有国境”

。

世良正浩是日本一位陶行知研究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他是明治学院文学部的教授，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研究的专家。

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发表了《对晚年陶行知的考察》《在晓庄实验学校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形成及其实验的研讨》等文章。

20世纪90年代初，他又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平等和自由思想的考察——对陶行知所述“平等和自由”

的分析》等文章，对陶行知20世纪30年代有关平等与自由的论述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陶行知政治信仰的微妙变化。

华人学者张国生是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涌现出来的研究陶行知的一位新秀，他获有东京都立大学博士学位。

他的陶行知研究是从研究日本著名教育家柳田国男与陶行知的比较当中介入陶行知研究领域的，1996年3月他在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报（年刊）》（270号）上发表了题为《中日两国近代教育思潮的考察——陶行知与柳田国男的比较分析》一文，张国生将同时代的有类似命运的两位中日教育家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比较，他认为，二人都是积极倡导教育改革并亲自投身教育实践，对近代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教育史上著名的两位教育家。

陶行知以教育为专业，一生扑在教育上，而柳田国男先为农政官，后来把学问与教育结合起来，开始关注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的有关教育的言论对日本教育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战后他又投身教育实践；陶行知也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边从事教育理论研究，一边参加教育实践活动。

两人学说的命运也有相近之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久，就遭到了长期的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伟大人民教育家”

的荣誉才得以恢复。

柳田国男的教育学说也曾一度被看作无效，但后来受到日本教育界的重视，现在已成为日本教育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