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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用主义者的自我批评1胡适陶行知舒新城（第3页）

[3]。

那么，他面对的、迫使他对自己的认识进行反省的现实是什么呢？这个现实可从四个大的方面来说明。

第一，有关教育界引进道尔顿教学法的过程。

第一个把1920年2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道尔顿教学法介绍到中国的，是鲍德征的“道尔顿实验室计划”

（《教育杂志》，1922年6月号）。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风靡各地。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

中国教育的现状是，由于这个教学法是最新的而且是外国的，因此，对于这个“目前唯一的优秀教学法”

，人们只是盲目地模仿和采用它的外在形式。

在道尔顿教学法之前曾流行一时的个案教学法，已作为陈旧的教学法而为人们不屑一顾。

另外，在私立学校，虽然实行道尔顿教学法的条件全然不充分，可作为实行这种教学法的学校，却颇积极，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个教学法来实行招生宣传，而不顾其理论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时髦采用的。

第二，是军阀破坏教育。

军阀之间的对抗，破坏了人民的生活，而军费的激增，阻碍了实业及教育的振兴[4]。

第三，是教会学校的存在。

这种学校因为从国外得到丰厚的资金，所以未遭到上述中国教育受到的种种破坏，倒是异常的繁荣。

而且，如业已叙述的那样，学校的目的，便是培养外国人的“顺民”

。

第四，是道尔顿教学法的推行者重视教育的方法，其结果忽视了教育目的的推敲。

如果任凭学校、教师自由的处理，那么，全国的教育就失去了统一的目标，国家就会内部分裂，而且，虽然打算教育救国，却没有考虑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救国。

鉴于对以上这种状况的认识，加上对以往的自我反省，他参与组织了国家教育协会。

此外，他积极地从事收回教会学校的国家教育权的运动，并且排斥教育集中于城市的主张，为了使教育普及到农村，他提倡三馆制（仿效书院制，在农村建立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三馆，并配有各种辅导员，使农民子弟没有生活上的负担、免费学习的制度），并从事实践活动。

但是不久，他为了彻底的探究在中国社会，教育应该怎么办，他应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而埋头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

特别是1928年进入中华书局，承担《辞海》的编纂工作等（后历任中华书局编辑局长、社长等职），渐渐远离了教育实践。

（胡永弘译）

[1]原载斋藤秋男、市川博著：《中国教育史》，讲谈社，1975年版。

[2]陈宝泉、陶行知、胡适：《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版，第63页。

[3]舒新城：《自叙》，载《中国教育建设方针》；阿部洋（译）：《中国教育近代化论·舒新城》，明治图书，1972年版，第211页。

[4]由于内乱使教育受到了巨大影响，促使舒新城撰写了《内乱与教育》。

下面以当时湖南省的教育状况为例作一说明。

当时的湖南省的教育状况是，省教育经费已有10个月未拨发下来，而地方教育机关又常为军人占据，因而学校不能如期开学。

并且，交通为军人截断，给走读带来障碍和危险（舒新城：《内乱与教育》，载《教育丛稿》第1集，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版，第25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