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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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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这一体验,使陶开展他自己的文化项目,主要以农村为目标。
他同朱经农一道,写了他自己的《千字课》基础教材,和他自己的一套读物,而不用晏早已开发了的材料。
这一新事物的引人注目之处——而陶似乎已意识到这点——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中国基础教育的传统之中。
除了使用最新的《千字课》为基本教材外,非正规性、靠初出茅庐的学者为教师、柔韧灵活性以及实际的功利与传统的威信相结合,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早在宋代以前便有的基础文化教育特征。
[53]
而且,私塾与文化学校之间的相似,在博斯维克(Borthwick)对中国早期近代学校的动人描写中显得清清楚楚:“然而,在新学校施以一律、强制和严格的地区,私塾却是任意的、不固定的、非正规的、自发的。
那些把新式学校区别为另一事物而不同于外部世界的界线,在私塾中是没有的。
一个私塾从未在设计一幢楼来住的意识上有它自己的前提:这会需要一个管理结构和收入,是它所服务的一个小村社难以胜任的……教师的角色绝不比他所住的房间更为固定……上学者易于辍学,但也易召回。
而且也没有固定的入学年龄:一个10岁的刚启蒙孩子可以和一个4岁的早慧孩子诵读同样的课文。”
[54]
这一切以及博斯维克在同一章里所描写的更多东西,可以在原则上若不是在精确的细节上,用来描写平民文化运动的学校。
[55]陶把自己比作武训——一个文盲而却在19世纪曾为穷人办了大量学校的倡导者,这同50年代早期反武训运动时他在人民共和国失宠不无关系。
[56]
在陶用以解释并证明其新事物正确那种文化渊源的模棱两可性上,晓庄试验师范学校项目是一个更为显著的事例。
陶于1927年在南京郊外的乡村开办了晓庄。
他的意图不仅是办一所培养乡村教师的学校,而且是办一所就祸害中国贫穷落后农村的一整套问题,给教师们做讲演和培训的学校。
晓庄不仅成了传统的书本学习中心,而且成了乡村管理、防止盗匪、农业研究、文化更新、经济计划等的中心。
在陶看来,它是把教育扩展为包罗一切生活,使教育等同于生活。
作为杜威哲学对中国的一种精心制作和调整适应,晓庄可以理解为陶与杜威接触的派生物。
陶本人在1929年《生活即教育》一文中,以上述同样的方式阐述了晓庄的基本原理。
陶声称采纳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公式,新的口号“生活即教育”
,赋予整个生活,尤其一切人类社会存在,是教育固有活动天地的意义。
然而,要是在表面价值上接受陶的分析,好像它是充分的。
便会有问题。
首先,陶对杜威的参照很难说是一针见血的。
杜威确实为课堂与广大社会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辩护过,但却是处于为现实的、有目标的和同社会相关的教育问题和题材开拓周围文化的意识。
他还承认,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课堂都具有一种确定的社会结构。
但是他并未建议课堂应为广大社会的缩影,正如他在陶所编的汉译本《民本主义与教育》中阐明的那样。
况且,尽管杜威没有建议教育与生活间的先验联系,但他确实既口头训诲又以身作则地相当明确提出,把学校以使人强烈联想到晓庄的方式,用作社会活动和改革的中心:“学校必须办成能参与公众日常生活的社会中心”
,正如柯第(Curti)所总结的杜威观点。
[57]杜威简直不适于陶所提出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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