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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评估研究可以归为应用研究一类:此类研究一般会调查参观博物馆的人群类型,参观目的以及展示设计的效果(如展品的空间摆放、标示的可阅读性),观察观众的行为和交流,或者考察哪些要素会影响参观效果(如已有的知识储备)。
这样的应用研究对博物馆的运营有及时的借鉴意义,但是关于人类在科学中心与儿童博物馆中的人类认知和学习行为的基础研究却还很少见。
[17]
伦敦科学博物馆在应用研究方面做了表率,聚焦于发射台和飞行实验室两个独立的动手型展区以及后来的教育展厅做了大量的评估研究。
此馆也开始在有关观众的认知和学习方面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此研究由史蒂芬森(Stephenson)在发射台展厅进行。
他采用了一系列的调研技巧:如在发射台展厅中对以家庭为单位的观众进行跟踪,观察他们的行为,在参观之后及时对家庭成员进行访谈,且在几周后给他们寄去书面调查问卷,而且在六个月后对每一位家庭成员再度访谈。
[18]他得出结论说儿童并非漫无目的在博物馆跑来跑去消耗时间,他们81%的时间都在与家庭成员或其他观众交流。
参观之后每个人都能畅谈展品,而且几个月之后人们不仅能记得当时参观时对展品的操作,甚至能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
不过这种感受大多是关于展示效果的,而非自身的理解和解释。
更重要的是,那些少有科学知识储备或没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也并不觉得发射台是种挑战,而且也不会为自己科学知识的缺乏感到尴尬。
通常儿童会被展品所触动,有所启发,且视参观博物馆为一次有趣的教育之旅,而不会认为博物馆仅仅是个巨大的游乐园。
总之,史蒂芬森的研究表明人们参观的体验和感受是持久的,而非一时的。
尽管许多观众反映参观之后会对科学持更正面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关注到参观博物馆的经历对理解科学以及态度的改变到底有什么作用。
也就是说,史蒂芬森虽然展示了发射台在情感层面影响到了观众,但是却没有关注认知层面。
史蒂芬森认为只有系统的公开的讨论才能帮助博物馆理解互动的效果和公众理解科学。
例如,动手型展品是与传统藏品放在一起,还是单独放在一个展厅配备专业工作人员效果好呢?史蒂芬森是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教育主管,他的下一任罗兰德·杰克逊(RolandJa)认为很有必要将前辈的发现深入研究下去,探讨观众在获得愉快的体验的同时,是真的在学习吗?尤其是,他们学到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学习的呢?测试和评估公众的行为表现相对简单,但是目前没有什么证据能将行为变化与思维和态度的长期变化联系起来。
[19]
更多的研究都是提出问题,而回答不了问题。
美国费赫尔(Feher)的研究将互动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工具,表明通过展品学习科学的过程是一个体验、探索和解释的过程。
这个过程首先是观众参与,其次是观众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赋予展品意义。
博物馆的环境在挑战观众的传统观念,打开新的认知世界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20]费赫尔的研究指出了这个领域许多不确定的、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的问题。
例如,为什么就算面前的事实与观众已有的观念冲突,他们还会坚持错误的观念呢?[21]
总之,证据表明观众是完完全全喜爱互动展览的,参观互动博物馆的经验会改变他们对科学与其他领域的态度,而且他们会很长时间地记住这段经历。
但是,观众是否真的学到了东西,是否修正了之前的错误观念却是有待证实的。
对互动展览教育意义的推崇虽然很强劲,但是,至此具体的证据却是零散的带有很大的故事成分。
互动展览依然是非正式环境领域很大的一块有待挖掘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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