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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 20世纪俄国文学02（第3页）

1934年8月，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作家和文学创作实行政治性的一统化，结果使各种文学团体、思潮、运动和不同流派**然无存。

这次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确立了基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且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由于规定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再加上此后执行过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基本方法变成唯一的方法，甚至以此来排斥、打击其他艺术方法，因此苏联现实主义文学在较长时间里深受压抑，不能写真实，完全一元化了。

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概念化、公式化乃至颇为粗糙的作品，其突出代表是包戈廷（1900—1962）的电影剧本《带枪的人》（1937）这样公式化的作品，潘菲罗夫（1896—1960）的《磨刀石农庄》（1928—1937）这样描写集体化农庄建立和发展过程的粗糙小说。

这个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的创作方法，同时又负有严肃的政治教育任务，现实主义文学单一化了，大多数作品都是正面描写和歌颂为主，如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春草国》（1936）歌颂集体农庄，但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马卡连柯和奥斯特洛夫斯基。

马卡连柯（1888—1939），俄国现代教育家、文学家，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教育诗》（1925—1935），叙述了教养院的流浪儿童，从染上了盗窃、流氓、抢劫、赌博等恶习，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的一群乌合之众，在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指导下，逐渐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成为苏维埃新人的故事，描写了如何把不良少年培养成有觉悟、责任感、荣誉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了通过集体和生产劳动来教育儿童以及在集体中进行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这一原则和方法具体包括:流浪儿是可教育的;建设学生集体，让学生在集体中自我教育;前景教育方法，即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错误上，而应引导他们看到美好的未来:“一个人向前瞻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界上就活不下去，人类生活中真正的刺激是未来的快乐。”

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惩罚的方法是必要的，而且要对每个少年犯罪者作具体分析，对症下药。

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代表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描写了保尔·柯察金怎样经过革命的洗礼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的锻炼，战胜疾病，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一生经历，提出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乃至疾病，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童年过着最底层的苦难生活。

年轻时，他受到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影响，思想进步，后来为拯救陷入敌手的朱赫来而被捕，在狱中表现得坚贞不屈。

出狱后哥哥阿尔焦姆送他参加了红军，在柯托夫斯基骑兵旅和布琼尼骑兵团中转战疆场，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后以惊人的忍耐力使医生们深为敬佩。

保尔出院后离开了部队，无论是做共青团工作，肃反工作还是参加修筑铁路的艰苦劳动，都表现出了坚持真理和不怕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并且在爱情问题上也有着严肃的态度。

残酷的战争、艰苦的劳动、繁重的工作使他病倒了，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但他以惊人的毅力从事文学创作，最终获得了成功。

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形象。

保尔的坚强意志和刚强的性格是在英勇的战斗和艰苦的劳动中，在刻苦的学习和严格的律己中锻炼出来的，小说通过他的成长道路阐明了小说的主题:“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

小说中浓郁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献身主义曾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很多人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他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支柱。

但总的来说，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详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详后）以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28—1940）代表了与官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背离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另类融合（详后）。

阿·托尔斯泰（1883—1945），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20）、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姊妹》（1921）、《一九一八年》（1928）、《阴暗的早晨》（1941），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1930—1945）。

《尼基塔的童年》通过小男孩尼基塔9岁至10岁这一年的经历，生动优美地展现了俄国大自然和民间风情的美，童心的美和人性的美。

[17]代表作《苦难的历程》最早创作于1921年，后来经过删改和继续创作，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整个三部曲。

小说通过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两姊妹卡嘉和达莎，以及工程师捷列金、中尉罗欣四人在战争、革命中的悲欢离合和最终走向革命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说明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只有走向革命、与人民相结合，才能找到真理，走向光明，获得新生，从而写出了知识分子同人民的结合过程。

俄国文学史家曾把它与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并称为苏联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三大史诗巨著。

卫国战争（1941—1945年）中，作家们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创作出了大量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反映俄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法西斯斗争。

颇有影响的作品，诗歌方面有吉洪诺夫（1896—1979）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阿丽格尔（1915—1992）的长诗《卓娅》（1942）、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2—1945）、西蒙诺夫（1915—1979）的抒情诗《等着我吧》（1942），以及《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的作者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的《复仇者》（1942）、《你好，斯摩棱斯克》（1943）等一系列诗歌;小说方面则有格罗斯曼（1905—1964）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1942）、瓦西里列夫斯卡娅（1905—1964）的中篇小说《虹》（1942）、戈尔巴托夫（1908—1954）的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1943）、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戏剧方面则有柯涅楚克（1905—1972）的《前线》（1942）、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1942）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

1946—1948年，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等，狠批反映苏联社会真实情况的作家，并粗暴地点名批判了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著名作家，开除其作家协会会籍，不准发表他们的作品，从而严重伤害了许多作家，大大挫伤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文学界形成了“无冲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