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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蒲宁 美与永恒之结合的探寻者02（第6页）

在《乡村》中，蒲宁将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描绘成在人的本性中蠢蠢欲动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主人公的悲剧既是性格的悲剧，更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

正如作家在小说中所指出的:“这种使他（库济马）一天一天，甚至一小时一小时衰落下去的生活虽令他惊骇，却又是他所喜爱的。

他仿佛回到也许是他一出世就为他铺好的生活轨道上来:杜尔诺夫卡人的血液在他的血管里确乎没有白流!”

可见，库济马的人生悲剧不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现实所造成，最为关键的决定力量是杜尔诺夫卡人的本性，是千百年来在每个俄罗斯人的生命中的民族劣根性。

它在不知不觉中起着致命的破坏性作用，支配着每个杜尔诺夫卡人的命运。

它的致命性源于历史的因袭，是人力所无法战胜、甚至无法察觉的神秘力量。

然而，它是客观存在的，人可以做出种种努力和挣扎，但最终仍逃不过它的魔力，这就是人的宿命。

如果命运让你成为杜尔诺夫卡人、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杜尔诺夫卡人的血液已注入了你的躯体，俄罗斯人的民族劣根性将随着这种血液在你的身体中流淌。

库济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虽然他走上一条与季洪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理想主义者最终却不得不靠务实主义者维持生计，在季洪的庄园中苟且偷生;虽然他的灵魂是漂泊的、自由的，然而最终却不得不龟缩于杜尔诺夫卡，在污浊现实的煎熬中耗尽余生。

虽然他始终努力以理想和信念对抗现实，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变得暗淡无光，信念变得摇摇欲坠。

他是一位生活在理想之中的浪漫主义者，同时始终深切地关注着现实，关注着人民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

但他并不是一位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也并不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面对现实，他既想超脱，又不得不深陷其中，竟至自甘堕落;既想认清现实，又力不从心，竟至随波逐流;既想改变现实，又无能为力，竟至听之任之。

最终，“平庸得可怕的生活”

也“使他变成一个畸形人、一株‘无花果树’”

。

所有这一切，在作家看来，是早已命中注定的。

库济马的人生悲剧只不过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是神秘的宿命力量的显现，民族劣根性的致命威力波及了小说中的每个人物。

正如库济马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咱们的气数尽了，因为咱们是杜尔诺夫卡人”

，因为“咱们的俄罗斯调儿……最大的痛处，最致命的特点:说的是一样，做的又是一样!受不了畜生般的生活，可还是这么活着，而且还要这么活下去”

。

小说中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他们的悲剧命运是民族劣根性神秘的破坏力量和决定作用的再度彰显。

第三，颇为深入而生动地表现了蒲宁一贯的主题:生死问题（详后）。

《乡村》丰厚的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使蒲宁成为俄国文坛上的第一流作家。

他说:“我的名望是在我写出了《乡村》之后开始的。

这是我一系列尖刻地描绘俄罗斯灵魂的作品的开端（写它光明的、黑暗的、常常是悲剧式的基础）。”

高尔基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在《乡村》之前，谁也没有如此深刻、如此历史地描写过农村……这部作品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历史地考虑整个国家的必要性。”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则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一部《乡村》小说，使40岁的蒲宁声名鹊起。

在小说中，他抨击了那些有民族自大狂的农民，对那些乡愚的嘴脸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作者虽未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农民的没落，只简述了两位主角的祖父被庄园主纵犬追逼而死，但这个情节耐人寻味，它暗示了一种先天的精神压迫，蒲宁以对这种精神压迫的描写来暗示自己对这种高压手段的鄙视。

蒲宁的这部作品完整地体现了俄国文学的本色——阴郁加残酷。”

中篇小说《苏霍多尔》（一译《干旱的溪谷》《旱峪》《干谷地》《旱谷庄园》《故园》）被称为《乡村》的续篇，描写了农奴制逝去的年代那些中小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其日渐贫穷和退化的凄凉景象，尤其是俄罗斯乡村的愚昧、野蛮、自私与必然灭亡的趋势，揭露了贵族的野蛮、愚昧、残暴、荒**、疯狂，揭示了俄国贵族精神腐败和经济衰落的社会原因，并把文明、有教养的上等人——贵族的野蛮、无知、残暴、荒**无耻看作“俄罗斯人的典型”

，在苏霍多尔的地主生活中看到了整个俄国生活的本质，从而进一步反思了俄罗斯的国民性。

同时，小说也回肠**气地为贵族的衰亡唱了一曲动人的挽歌。

因此，高尔基宣称，这篇小说是最令人震惊的俄国书籍之一，其中有某种追荐亡灵仪式的东西，蒲宁好似一个对上帝的信仰已有所动摇的神父，为自己那个正在死亡的阶层作着祈祷。

小说在艺术上也比《乡村》精美、圆熟，高尔基称之为“一幅古色古香的壁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