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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蒲宁 美与永恒之结合的探寻者02（第5页）

为了生下一男半女，他更是不择手段，先是与一个哑巴厨娘同居，生下一个女儿，却又被哑巴厨娘睡觉时不慎压死;而后，又贪图老公爵夫人沙霍娃的中年使女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陪嫁而娶其为妻，婚后妻子生下的却只是一个又一个死胎;他甚至还兽性大发，强奸了雇工罗季卡的美貌妻子、新媳妇阿芙多季亚，却仍旧一无所获。

因此，他最终没有留下后代，晚景十分悲凉。

他不得不请回早年因失和而远离的弟弟库兹马，帮助自己料理田庄。

库兹马是个有知识的庄稼汉，为人真诚善良，一生都渴望了解生命的真谛，渴望真理，渴望爱，信奉托尔斯泰主义，拒绝物质享受和安逸的生活，而喜爱到处流浪的自由生活，并以读书、写作为人生乐趣。

早在做学徒时他就顶着老板的呵责开始读书写作，甚至还曾自费出版过一本诗集。

他在人生之路上苦苦挣扎，想逃脱家族灭亡的宿命。

他曾经与一个沃罗涅什的已婚女人真心相爱，但这个女人很早就死了。

他后来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恶”

理论产生了怀疑，一度在痛苦彷徨中酗酒、堕落。

生存本能让库兹马时时刻刻都在思考自己的生活，努力探寻生命的意义。

然而，无情的现实、贫困和可怕的日常生活最终还是使他沉沦，无奈地变成畸形人、无花果。

到晚年，他生活无着，只好接受哥哥的邀请，代他管理田庄，但:“剥削的事情我可不干……”

《乡村》标志着蒲宁的创作视野从狭窄的贵族庄园和乡村转向广阔的社会，更加关心农民和俄罗斯的命运（反思国民性）、人性问题、生死问题。

因此，小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突出地反映了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农民失去土地、自由，希望破灭后的痛苦命运，描绘了满目疮痍、与世隔绝、死气沉沉、愚昧落后的俄罗斯农村景象。

特瓦尔多夫斯基指出，《乡村》集中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丰富的生活素材，人们对俄国发生的政治事变的反应，各种风闻传说，以及饱含着热望或者惆怅的判断。

小说把什么都写进去了:在远方燃着熊熊烈火的地主庄园，杜尔诺夫卡（如今已归被地主杜尔诺沃的猎狗咬死的一个农奴的曾孙季洪·克拉索夫所有）农民的一次暴动，大路上的“恶作剧”

，地主逃进城里，保护地主的哥萨克骑兵队，宪法，烧酒专卖权，“维佳”

（维特）部长的巧妙的外交手腕，有产者夜晚的担惊受怕，无产者的无忧无虑，民怨渐渐被纳入“法则”

的规范。

蒲宁这部小说的标题符合库济马·克拉索夫的老师、该县一个爱谈哲理的怪人巴拉什金的“观点”

:整个俄国都是乡村。

这样一来，野蛮贫困的乡村的种种惨状就是俄国的惨状。

他进而指出，革命前蒲宁在描写农村的作品中写到庄稼人的时候，总是爱怜并真诚地同情那些一贫如洗、走投无路、饥肠辘辘、被有权有势者欺压的人（他笔下的农村人物几乎总是想吃，一片面包、一个葱头、土豆蘸盐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特别令他感动的是这些人在饥寒交迫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道德的纯洁，对上帝的信仰和天真的怀旧。

对已经跟这个古老的农民世界决绝并且尝到了去工厂、铁路做工的甜头的不满分子和坐不住的人，对那些“说话放肆”

而且幻想“不用种来不用手，甜饼给姑娘送到手……”

的人，蒲宁则是无情的，《乡村》里的杰尼斯卡就是他憎恨的这种人。

帕乌斯托夫斯基则认为:“蒲宁是个有胆量的人，忠于自己的信念。

他在《乡村》这部小说里揭穿了脱离现实的民粹派们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俄罗斯农民是上帝的神话，他是最早抨击这种甜滋滋神话的人之一。”

第二，深入地揭露、反思了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

姚霞指出，在《乡村》中，作家立足于俄罗斯乡村现实，对俄罗斯农民的落后、愚昧、野蛮、无知和无为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否定。

然而，在描绘惨不忍睹、苦不堪言的农村生活时，作家的创作意图并不仅仅是否定现实本身，更重要的是揭示导致农村落后现实的深层决定力量。

通过展示季洪和库济马兄弟两人的人生道路，作家致力于挖掘的是隐藏在俄罗斯乡村现实深处的民族劣根性及其致命的威力，是人力无法违抗的神秘的宿命力量。

季洪膝下无子似乎是命运对其事业有成的一种嘲弄，是命运对他自私、贪婪、吝啬、剥削成性、麻木不仁、专横暴戾等种种卑劣品质的报复，也是季洪的宿命。

小说中对这一事件的反复强调似乎是作家对某种宿命力量的暗示。

季洪与库济马的人生悲剧虽各有其不同的内涵，然而，截然不同的两条生活道路所指向的都是同一终点:他们的人生注定以悲剧结局而告终，因为无可救药的民族劣根性冥冥之中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为每个人预先设定了悲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