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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欧化到融化 翻译文学的探索与成熟（第6页）

“孤岛”

时期上海翻译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翻译。

朱生豪的第一部译作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于1936年完成；到1943年他去世之前，译出莎剧中的悲剧八种，喜剧九种，杂剧十种。

到了1947年，世界书局分喜剧、悲剧、杂剧、史剧四大类出版了朱译《莎士比亚全集》。

同时，另一位翻译家曹未风则以白话诗体翻译莎士比亚，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译出并出版了十余种莎剧。

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相继陷落后，大批知识分子逃到香港，编审出版中心移到香港，给香港文化界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使香港在1941年出现了文化出版**。

这批翻译家如茅盾、戴望舒、林林、楼适夷、徐迟等。

他们有的把《西风》《宇宙风》等办事处设在香港，继续办刊；有的到香港后主编副刊，如戴望舒负责编《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有的创办《大公报》《申报》等刊物的香港版，继续从事翻译，使翻译文学事业出现了新面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文化阵地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大块。

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及文学理论的翻译是解放区翻译的主流。

国统区的文学翻译在欧美古典文学名著方面有所收获，译介的主要作家有法国的莫里哀、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纪德、雨果、司汤达、梅里美、福楼拜、小仲马等名家，其中优秀译作有赵瑞蕻译《红与黑》、戴望舒译《恶之花掇英》等。

该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除了上述的《莎士比亚全集》外，出版各类单行本约五十种，如萧伯纳的《卖花女》、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全译本和缩译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艾米丽·勃朗特的《咆哮山庄》等。

该时期美国文学的各类译作近百种，许多是以丛书形式出版的，如《人猿泰山丛书》就有约三十种，《晨光世界文学丛书》有十八种，还有《现代美国文艺译丛》等。

此外，杨晦、叶君健、罗念生等人翻译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等名作，许敬言编译的《伊索寓言选》等也是该时期的优秀译作。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翻译文学，可以说是中国翻译文学的转型期和渐趋成熟期。

从民国成立前后到1930年代上半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文化价值取向由晚清的“归化”

转变为“欧化”

（也有人称之为“异化”

），可以说是对晚清的“归化”

翻译中的窜译、胡译的一种反拨。

翻译家们意识到翻译与一般的创作应有区别，翻译必须以尊重原文为基本原则，否则将不成翻译。

在翻译方法上，近代时期被人鄙夷的“直译”

，到了20年代前后被广泛接受和提倡。

不少翻译家追求那种字对句称的逐字逐句翻译，以此表示对原作的尊重。

大部分翻译家主张在翻译中应注意尽可能保存原文的句法结构，引进外文词汇来丰富汉语词汇。

在现代汉语急需外来营养加以滋补和完善的时候，这些翻译家们的理论主张和翻译实践对我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和重大贡献的。

这一时期，翻译家们普遍使用白话文作为翻译语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形成。

由于当时的现代白话文还没有成熟，需要在白话文中大量引进吸收外来词汇和外来句式、外来语法，从而形成了带有强烈欧化成分、不同于古代白话的新的白话文。

但另一方面，这时期的译文也普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译文的欧化现象，对外来词汇及句法结构过于拘泥，使译文显得疙疙瘩瘩，有失流畅，人称“欧化文”

、“翻译体”

或“翻译腔”

。

对此，一些论者表示了强烈不满。

如梁实秋先生在《欧化文》一文中写道：“……硬译成为一种很时髦的文体。

试阅时下的几种文艺刊物，无译不硬，一似硬译（欧化文）乃新颖上乘之格调。

甚至并不识得几个外国字，而因寝馈于硬译之中，提起笔来，亦扭扭捏捏，蹩手蹩脚，俨然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