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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法律的起源与发展（第6页）

几乎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立法者都极力标榜自己在其统治的土地上建立了“正义”

和“平等”

，汉谟拉比的子孙们直接把自己的法令冠以“正义”

或“平等”

的名称，只是有些太过招摇罢了。

因此，古巴比伦王国后期的“正义”

或“平等”

法令与以往的法典并无本质的区别，实为一脉相承。

这些“正义”

或“平等”

法令如同此前的法典一样，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古巴比伦时期成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法典编纂的鼎盛期，绝不是偶然的。

乌尔第三王朝崩溃后，两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前由王室控制的大农庄和手工作坊瓦解了，私人经济在混乱和破坏之后迅速恢复。

古巴比伦时期，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土地的私有化和奴隶的家庭私人占有制不断深化，高利贷活动空前活跃，在经济领域还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租佃方式。

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保证社会稳定，肯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关系，把既存的一切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显得十分必要。

四、美索不达米亚中晚期法律之发展

古巴比伦王国衰落并最终于公元前1595年被赫梯王国灭亡后，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中心开始北移，即由南部的巴比伦尼亚转移至北部的亚述。

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期，在米坦尼王国打击下衰落下去的古亚述开始复兴，史称中期亚述时代。

在这时期，亚述的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王权不断加强。

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史是以一部重要的法律文献为标志的，它就是《中期亚述法典》。

该法典与《汉谟拉比法典》不同，它不是刻在石碑之上，而是刻在泥板之上的，因此有些内容已毁坏。

这些泥板是德国考古学家于1903年至1914年春在挖掘亚述古城遗址时发现的。

泥板本身属于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统治时期，上面所刻的法典条文则可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

泥板保存下来的法典共有三表：第一表包括20条，主要内容是对与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及继承原则的规定；第二表包括12条，主要内容是对与债务、抵押和买卖联系在一起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第三表所包括的内容稍多，计59条，主要涉及的是有关婚姻和家庭方面的规定。

根据法典所载内容判断，在中期亚述时代，私有土地占主导地位，水利和灌溉则为共有；但逃亡者的土地则由国家处理。

《中期亚述法典》的刑罚显然要比《汉谟拉比法典》严厉得多。

例如，后者规定，作为债务抵押的人质为债权人服役不得超过3年，第4年就获得自由，而《中期亚述法典》规定，人质的服役无限期，到一定时候甚至可以将其卖往国外（第二表第2～3条）；又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殴打自由民之女致使其流产者，应赔偿白银10舍克勒（第209条），而在同一情况下，《中期亚述法典》的处罚为赔偿2塔兰特黑铅、受五十杖责及为王室服劳役一整月（第三表第21条）。

迄今发现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晚的一部法典是《新巴比伦法典》。

该法典发现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块泥板上。

从符号、书写和构词等方面看，该法典显然属于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626—前538年）。

整理后的法典共16条，其中只有9条保存完好，2条保存下大部分内容，其余5条要么只保存下来几个字，要么一字未存。

法典内容包括出租土地、灌溉、买卖奴隶、偷盗木材、婚姻、家庭及财产等方面。